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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不足的要加点劲”。
所谓不足，是指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实践，从整体和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做得还不够周全、不够到位、不够具体。仅就制定政策到落实政策的过程来看，“不足”也有多种情形。有的好政策由于缺少具体的实施条例，便容易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面，难以落实；有的好政策由于忽视了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结果就可能导致不理想的执行效果。这两种情况属于制定政策的“不足”。有的好政策本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也有具体的落实措施，但一些地区或部门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找对策，利益的阻塞导致好政策落实不到位。这属于执行政策不足。衡量是否不足，关键要看实践效果，看人民群众的反映。真属于不足，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加点劲”。
所谓“加点劲”，就是下定决心，在政策和实践上该完善的完善，该倾斜的就倾斜，该调整的就调整。在改革开放前进过程中，有的事情都看到了，也提出和实施了一些办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的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却可能是更严重了，这就需要在坚持既有思路基础上再“加点劲”，才能有重大改观。改革开放之初，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这个问题上，一段时间里效果不太理想。对此“不足”，邓小平从1977年到1989年，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抓住不放，在各种场合30多次催促各级领导干部“加劲”解决。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1979年9月1日）“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1982年10月14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件事要快一点搞出来。”（1983年3月2日）“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1983年3月9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1984年10月2日）有些领导干部“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85年5月19日）“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1988年9月12日）“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1989年3月4日）经过如此不懈地“加劲”，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认识，逐步完善措施，落实更加得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便逐渐不是社会的突出矛盾了。
为不足的“加点劲”，需要把握好分寸，既不能只看到正确和有利的一面而任其自然，无所作为，又不能只看到其缺陷和生弊的一面大叫形势不好，推倒重来。要分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不足，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哪个问题上不足。既然属不足，其方向就应该维护和坚持。1980年11月，邓小平谈到对外开放起步时期的情况时说：“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引进的项目、技术缺乏了解，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样很危险。当然，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对的，今后还要继续，但要总结经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页。）这是邓小平既提醒“不足”，又坚持和维护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关于“不对的赶快改”。
邓小平提出“不对的赶快改”，启发和要求人们不仅要善于总结正确的经验，也要敢于和善于总结不对的经验。通常情况下，总结不对的经验比总结正确的经验要困难和痛苦一些，这与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的曲折过程有关，与人们对实践的看法因出发点不同而千差万别有关，更与是否有改正不对的坦诚胸怀和政治勇气有关。再加上我们走的改革开放路子是正确的，也没有出现什么了不得的大失误，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总结不对的经验，并且要“赶快改”，引起的关注和共鸣程度也可能会小一点。邓小平1983年6月注意到这个问题，曾提醒说：“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13页。）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不能避免犯错误，确为至理名言。毛泽东讲这个问题也很彻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修改自己的手稿就是在纠正错误。在1957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列宁的“有些口号在提出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变得不正确，有些口号在提出时就是不正确的”，但“列宁每天都在观察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就更难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特别要说明的是，有的政策在特定条件下提出来，能解决那时面临的问题，是正确的。但以后随着实践的变化，和新问题的产生，原本对的东西，就很可能变得不对了。当然，不对有大有小，更有不同性质，我们要努力争取只出现尽量少和尽量小的不对，不出现大的不对。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不回避前进中的失误。他在1989年3月总结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几个月后，在“6?9讲话”中，他根据当时的形势，着重总结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对不对”的问题，结论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是改革开放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邓小平多次谈到类似的看法，反复提醒人们，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一手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总之，两手都要硬，要克服“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的情况。这些看法，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中“不对”经验的总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总结，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随后，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措施，逐步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可见，敢于面对、承认和改正“不对”，错误的经验就可以成为事业前进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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