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关于“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关注新情况，吸取新经验，制定新政策，以解决新问题，更是贯穿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的做法。
制定和实施任何政策措施，都离不开客观的历史条件。有些政策措施，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选择，能够有效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但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随着其他政策的实施，早先实施的政策效力可能减弱，或者引出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是新旧矛盾、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时，如果仍只依靠或固守原先的政策措施，显然不够。邓小平在1983年6月就提出不要以为政策措施一经制定和实施就一劳永逸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问题很多，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13页。）有的新问题，是在某些政策开始实施即出现端倪，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萌生出来。有的新问题是不难估计到的，有的则难以预料。不管遇到哪种新问题，邓小平都很重视“抓紧解决”。
在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我们曾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拨乱反正。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股思潮，即怀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民主专政。当时“西单民主墙”上的一些言论就是这股思潮的代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党内。邓小平敏锐地看出，如果不及时地表明态度，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新的苗头，将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是，他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正是这种“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的果断举措，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一开始便成为了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常常表现为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时，能够看到其未来趋势，估计到会因此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并为逐步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设想和创造条件。改革之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著名谈话中，还对农村改革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作了估计。他说：“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10年后，邓小平又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将来还会出现“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些长远考虑和设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决策时立足于未来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战略眼光。当然，农村经营体制实现第二个飞跃，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关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农民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和规模化经营的新经验，适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下篇：邓小平提出的“四句话”，在揭示改革开放的前进规律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邓小平提出和躬行的“四句话”，是由总结经验这个话题引申出来的。它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科学有效地总结经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