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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四句话”来总结经验要尊重和努力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
根据“四句话”来总结经验，不是苛求既往、以今非古，不是根据事业发展和现在人们的认识水平，对过去的政策实践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按历史的客观逻辑，深入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必须或难免那样做，做了以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做，为什么又那样做了，进而说明现在人们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应该在哪些问题上有所启发。用邓小平的话来讲，这就叫“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目的是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基于对利弊的权衡和选择，追求利大于弊的效果。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就是为了破除积弊甚深的平均主义，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尽快地发展起来增加社会财富，以解决当时经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这个主要矛盾。因此，明明知道“先富”政策可能会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但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之后，才能利用发展起来的优势去解决这些负面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因为利大于弊就闭眼不看弊，因为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回避次要矛盾。邓小平提出“先富”政策的同时，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强调收入差距不能过大，要求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并说这是一个“大局”。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进了一步，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甚至设想，要在20世纪末把解决这个问题提上日程，“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平均主义导致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这种过去被看成主要矛盾的东西不像原来那样突出了，而过去被看成次要矛盾的东西有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心课题”的可能。因此，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到历史运动的内部矛盾的变化过程中去进行分析，认识并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
我们的事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难以超越阶段。“四句话”揭示的前进规律表明，我们的事业总是通过解决现阶段所碰到和认识到的问题逐步开拓前行的。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对市场经济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优点自然要多讲一些，尽管也认识到它有缺点，但毕竟缺少具体实践和切身体会。经过20年的探索，现实当中出现了诸如住房、看病、环保等群众反映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分配不公、差距拉大的问题，出现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固化的问题。这就引起人们思考和总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什么新问题？经过分析，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比在1992年的时候看得更加清楚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个论断更加引起人们重视了，在实践中也就更加注意在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上面下功夫了，特别是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比较注意用宏观调控的手段，用政策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这样，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有了这些新问题、新要求和新思路，我们的认识就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前进了。为此，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们的提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完善，是因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还有不到位、不充分的地方，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同时也因为经验不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弊端，这就需要在改革中进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弥补不足，改正不对，解决新问题，不仅不会动摇对经济改革目标的坚持，反而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改革的亮点和开拓创新的着力处，即努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据此探索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拥有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前进空间。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回望来路，邓小平的“四句话”揭示了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的原因所在，指明了我们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具体途径，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即：在坚持“对的”过程中深刻地发展新认识，在弥补“不足”的过程中睿智地完善新理论，在改正“不对”的过程中勇敢地做出新决策，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敏感地做出新判断。30多年来，正是因为遵行了这“四句话”，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局面！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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