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审判张春桥：表情阴森 一言不发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当庭投影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这两点“杰作”。

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不愿抬头接受这个事实。

根据投影，我说：“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问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说：“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当众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