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审判张春桥：表情阴森 一言不发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3.5万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这是我亲笔写的。”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对于这些同党所说的事实，一派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着脑袋，不说一句话。他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9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5位数（即31000人），保留4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销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10月13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