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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变幻大王旗
民国以来，北京始终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状态。1926年初，这种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曾经势同水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时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战火从城外向城内逼近。庚子年后一直还算太平的北京城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1926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
到了3月，战事发展到白热化。隶属于奉系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出渤海舰队逼近天津大沽口，与岸上的国民军展开炮战。为了防止渤海舰队利用外国船舶运送弹药，国民军封锁了大沽港。可这样一来，西方列强不干了。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恢复通航。迫于形势，国民军同意恢复通航。不过，规定外国船只必须要悬挂特定旗帜，在白天通行，并且须接受国民军的检查。
3月12日这天，麻烦来了。早上，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书记生藤井找到国民军驻大沽方面司令张瑞堂，提出今天将有4艘日本驱逐舰抵达大沽湾。张瑞堂命第32团第3营第8连的窦连长与藤井一起乘小汽艇前去检查。当日本军舰驶近时，窦连长发现来船只有两艘。“通知说来4艘，怎么又变成两艘了？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船？”窦连长疑窦丛生。为了避免误会，他提出：“驱逐舰暂时停一下，让我登陆到炮台上去，以便向部下交待清楚，免得因误会而开枪。”然而，傲慢的日本海军以“帝国的海军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为由，拒绝停船。正在僵持中，枪击发生了。至于是谁先开的火，双方各执一词。不过双方的火力对比却相差很远。据路透社13日电：“国民军轰击日舰，仅用来福枪，日舰报以机关枪。”
15日，参与签署《辛丑条约》的英、日等八国联名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开放大沽口航道等5项要求。他们声称，如果北京政府不答应，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大有八国联军重进北京之势。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八国公使，全部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北京政府的孱弱，促使学生们走上街头。
“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许多史书认为，罪魁乃是执政段祺瑞。不过近年来坊间也流传着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曾在执政府门前长跪不起，甚至终身茹素的说法。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世界晚报》曾发文称，卫队曾致电请示章士钊如何应对，章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不过，章士钊当时就发表声明称，此事与己无关。他是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这件事一直是章士钊的一块心病，直到晚年他还特意对女儿章含之强调：“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上世纪60年代，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少校参谋王子江本来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卫兵们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不过，朱自清笔下的惨案现场记述却不支持这一说法。他写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甚是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张作霖的奉军。不过，段祺瑞的军队早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虽然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也有支持国民军抗击外侮的成分，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却表现得非常冷漠。颜浩说，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名为“国民军”，但还是一方军阀，与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没有关系。当时国民军在战场上正处于劣势，希望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正是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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