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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之死
到了4月，离家避难的教授们发现段政府的通缉令是只“通”不“缉”，于是纷纷搬出医院，回了家。
通缉令的威胁似乎告一段落，但此时北京的局势却越来越紧张。在张作霖和张宗昌的两面夹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了。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奉军投炸弹于西直门外国民军粮站，死民妇一人。”他家住在景山与北海之间，与驻扎着4000国民军的军营比邻，因此时常担心自家成为奉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他自怨自艾道：“以他人处此，恐当迁移。惟予贫困至此，何来此搬家闲费。”既然没钱搬家，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寄情著述了。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巨著《古史辨》写序。序言中提到，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是“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又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则是“铁门有电”，比了阴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
在顾颉刚4月份的日记中，几乎天天有奉军飞机往北京城投弹、炮轰的记载。4月15日炮声直到中午还没有停歇。从通州跑来的人报信说，奉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到大马庄了。“街市惨淡，若大乱将至。”是日，国民军全部从西直门退出北京。第二天，奉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当此权力更替之时，“城中驻军有八种之多，臂章复杂难认。”
很快，京城百姓和知识分子们就发现，奉军比以前的各路军阀都要凶恶。“奉军购物，以军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贴钱。有不应者，甚至枪杀。虽有军律之告示，但郊外有女子被奸，其父往司令部控告，乃斥其坏本军名誉，即将其父枪杀。”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都闭门歇业了。
奉军入城后，鲁迅在许寿裳、齐宗颐的帮助下，又住进了德国医院。不过，这次他们不能住在病房里，而是躲进一间堆破烂的堆房里。许寿裳记得，那间堆房里聚集着十余位老相识。晚上，他们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则以面包和罐头食品果腹。
《京报》社长邵飘萍为防万一，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过，4月24日17时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当他处理完事务乘车返回六国饭店时，被奉军的侦缉队逮捕了。侦缉队逮捕邵飘萍后，随即搜查了京报馆。他们从报馆中搜出邵飘萍写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据说还有冯玉祥聘请他做军事顾问的聘书和军用密码本。
至于邵飘萍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社，坊间流传是因为《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的出卖。据说张汉举信誓旦旦地对邵飘萍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就放心回来吧。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目下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在当初就已经流传甚广。1927年，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持枪闯入梅宅。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中，只有一人中枪毙命，他就是张汉举。张汉举死后，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出卖邵飘萍的报应。
邵飘萍被捕后，新闻界紧急开会研究营救对策。最后，上海《新闻报》、《时报》等13家报社派出代表，组成游说团找到张学良。4月25日17时，13名代表来到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恳求释放邵飘萍。面对众人的求情，张学良说，逮捕邵飘萍是老帅（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决定，虽然他与飘萍私交不浅，但也回天乏术。会见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张学良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被代表们逼得急了，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最后，张学良以要开会为名，甩下一众说客，拂袖而去了。
4月26日下午，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第二天，《晨报》这样描述他被害时的情景：“当时邵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行抵刑场，由警队扶之下车，走至监刑官案前报名，即向监刑官狂笑数声。往南行数步，由行刑者用马枪向脑后射击，砰然一响，邵应声倒地，弹由右眼穿出，即时毙命。”
张作霖杀邵飘萍的罪名是宣传赤化。然而，有学者认为邵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颜色”，张作霖之所以要杀之而后快，另有缘由。当时，媒体接受政府部门和军阀的津贴是行业惯例。北洋政府每月给新闻界的“津贴”中，《京报》被列入最高等级。据说，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也给了邵飘萍一笔数额巨大的“津贴”。不过，收了张作霖的津贴后，邵飘萍并没有替他说话，而是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把张作霖注为“马贼头目”，称郭松龄为“人民救主”。这下惹恼了张作霖，连张学良也不敢出面求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罗章龙揭秘说，1924年邵飘萍在他和李大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连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都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对记者说：“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相对比较松散，邵飘萍即便加入了共产党，也不像后来那样正式。”不过，罗章龙提供的信息也足以显示邵飘萍的政治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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