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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方去
1926年7月，同样上了50人通缉令的林语堂离开北大就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此时，他正在为刚刚成立的厦门大学国学院招兵买马，许多北大教授都收到了他的邀请。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一隅，此前并不受文化人重视。然而，北京肃杀的政治气氛和严重的欠薪状况，使得厦大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民国以来，北京的教育经费就一直捉襟见肘。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政府把有限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军费上，教育投入自然无法保障。就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筹措经费成为校长的头等大事。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为了躲避建筑公司讨债，逃到了西山。
这一时期，顾颉刚日记中关于生活拮据的记载比比皆是。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由于生活困窘，甚至妻子也对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到了6月，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只好又向胡适之借了六十元。
不但学校的教师领不到薪水，就连鲁迅这样的教育部公务员也常常被欠薪。鲁迅在《记发薪》中记载，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历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颜浩告诉记者，当时一个月40块大洋就能让北京一个四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了。9000多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
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面对北京日益不堪的政治环境和厦门大学的高薪聘请，他决定“换一个地方生活”。促使鲁迅决定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在北京他无法跟朱安离婚，又不可能过一夫二妻的生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也收到了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研究生导师，160元；一大学教授，80元。”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
这一时期，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在内的一批文化人集体南下去了厦门大学。
1926年底，《国闻周报》刊文称，北京知识界“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不独教师们选择南下，学生们也大批离开北京。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对于北京的青年学生而言，南方显然更有吸引力。1926年底，《现代评论》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而反过来看那在北方的学生们，“开会有罪，发行出版物有罪，监视侦察，异常周密。”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
到了1927年4月，张作霖悍然杀害李大钊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使得北京知识界更加陷入恐慌中。教授们或者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一片零落景象。
《语丝》和《现代评论》虽然政治观点不一样，但同样不见容于奉系军阀。此时，由于人员南下，这两份杂志不得不将编辑部移到了上海。
作为《现代评论》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精神领袖——胡适的选择带有风向标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适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后又赴美。次年4月他从美国乘船回国，中途在日本横滨盘桓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胡适不断与友人通信，了解国内情况。再三权衡之后，他于5月17日乘船离开日本，不过他并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
虽然周作人曾抱怨“《语丝》殊无法维持，现在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但看着知交好友们一个个“往南方去”，他却始终没有南下的念头。“周作人总是说‘家累太重’。”止庵说，“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不但这次没走，1937年日本人打来，他也没走。最终铸成大错。”
“发生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京知识群集体南下，似乎为之后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做了一个鲜明的注脚。”王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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