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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政府发布了“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事实上，这5人通缉令乃是段政府反复删减后的结果。4月9日《京报》上刊登了《“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文中称，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挑出了其中的50人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下来，只是“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这份名单上。
莽原社成员荆有麟曾回忆，在这份大名单被披露之前，大多数教授就已经知道了。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第二个则是已经与他反目的弟弟周作人。止庵告诉记者，其实鲁迅与周作人之间这种通过中间人互通声气的事情很多。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他还给章川岛写信，希望川岛劝周作人南下。“毕竟是血浓于水。”
鲁迅一贯警惕性极高，在得到警示后，他便住进了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荆有麟回忆，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一间他住，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用。鲁迅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于是荆有麟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鲁迅住。每天，荆有麟照例去报馆编社会新闻，鲁迅则在家看书、写作。晚上，鲁迅总要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荆有麟不在，鲁迅便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把他们搪塞过去了。几个不速之客离去后，鲁迅担心他们是暗探假扮的，第二天一早便搬进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在山本医院住了几天，他又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的法外之地，不论是哪派人士犯了事儿，都会躲进东交民巷。
荆有麟记得，有一次他到医院去探访鲁迅，他正跟许多在此避难的教授议论着。原来，有人报信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教授们的家庭。鲁迅非常担心，当即交给荆有麟五十元钱，要他把老太太和夫人朱安安置到饭店里躲避一下。不过，搜查并没有实行，周老太太住不惯饭店，几天之后就回家去了。
避难期间，鲁迅仍笔耕不辍。当看到《京报》披露50人的通缉名单后，他给朋友章川岛写信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随后，他写了《大衍发微》一文。
所谓“大衍之数”指的是50，这个典故出自《周易》。事实上，《京报》公布的名单只有48人。鲁迅在《大衍发微》中逐一分析了这48人的背景。他得出结论，这份“大衍之数”的通缉令意在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扫除”三个半学校：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和北大的一部分。扑灭几种报刊：《京报》、《世界日报》、《京报副刊》、《语丝》等。
颜浩告诉记者，当时虽然北大等高校教育经费非常紧张，但是以退赔的庚款为资金的清华等学校却资金充足。被通缉者大多是北京教育界掌握大笔资金的人士。如5人名单中的李煜瀛，便是俄款委员会委员长。首当其冲的五人中，除李大钊、徐谦直接与“三一八”的游行示威有关外，其余三人多少有点“无辜”。最引人深思的是，名单中“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鲁迅解释说：“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
“鲁迅认为章士钊和马君武想通过通缉令对北京教育界重新洗牌，把那些肥缺都安排给自己人。从这份名单看，鲁迅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颜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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