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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血痕——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

黄加佳
2013年07月16日07:25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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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野

3月18日上午,鲁迅正在写揶揄陈西滢与章士钊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刚写到第三节。下午,鲁迅家的常客许羡苏跑来,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案。虽然一贯不主张请愿,但得知府卫队竟向平民开枪后,鲁迅愤怒到了极点。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笔锋一转写道: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惨案甫发,鲁迅被巨大的愤怒与悲哀笼罩着。这段文字不似他惯有的犀利风格,而是透露出深切的创痛。后来,许羡苏听鲁迅的母亲说,大先生得知刘和珍、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病倒了也不肯看医生。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回忆:“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三一八”这天,周作人本来是要去燕京大学上课。到了学校,他才得知因为请愿停课了。正要回家时,他碰见受伤逃回来的许家鹏。从许口中周作人知道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周作人虽不像鲁迅那样感情炽烈,但“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告诉记者,周作人对于“三一八”惨案格外看重。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在周作人看来,“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

惨案发生后,北京的舆论界几乎都加入到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口诛笔伐中。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相关消息、评论和通电。

鲁迅为学生刘和珍写的《纪念刘和珍君》,由于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更成为人们对“三一八”惨案最直观的印象。

不过,3月27日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却有些另类。他写道:

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陈西滢在文章中虽然也谴责了执政府的暴行,但这几句责难民众领袖的话却惹恼了周氏兄弟。几天后,鲁迅发表《空谈》一文剑指陈西滢: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周作人也把陈西滢的这番“闲话”称为“人头畜鸣”。此时,他们兄弟二人虽然已反目三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表现出惊人的默契。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对记者说:“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是因为家庭琐事,而不是政治主张。”事实上,在二人反目后的许多年,他们仍然处在同一个阵营中。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杂志中,除周作人本人,鲁迅是发稿最多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有两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语丝》和《现代评论》。他们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语丝》的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等是留日的,《现代评论》派则主要是留英美的。《语丝》派批判性比较强,而《现代评论》派秉承的观念是专家治国,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达成社会变革。

女师大风潮之前,《语丝》与《现代评论》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他们许多人都是北大的同事,经常在一起‘把臂同游,把酒言欢’。”但当陈西滢抛出女师大风潮是“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言论后,鲁迅和周作人都不干了。他们二人正是陈西滢含沙射影攻击的北大国文系浙江籍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的论战更加火药味十足了。

今天看来,陈西滢的文章中不无合理的成分。比如他不主张未成年人参与请愿,“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在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鸡蛋和石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与府卫队相比,游行民众显然是‘鸡蛋’。”止庵说。

在颜浩看来,北京知识界的这种分野早在五四运动后便开始了。“三一八”惨案后,分野就更加明显了。

(责编:常雪梅、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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