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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被杀后，北京城风声鹤唳。奉军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捉拿“赤化”，相继搜查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大学。《现代评论》5月号刊载的《北京的恐怖》对这时的恐怖气氛有形象的描述：
近数日来，北京社会忽然表现一种恐慌的景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士，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更无论是所谓赤化或非赤化的，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表示十分不安的状态。
与以前的北洋军阀多少还有点文化相比，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和张宗昌则是纯粹的土匪。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怖中，“今天甲司令部捕去学生，明天乙机关传押新闻记者，后天丙军事人员架去学校校长。这些捕人的事，究竟是什么理由，经过哪些法律手续，连内阁也说不清楚。”
1926年8月5日，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警逮捕，第二天便以通敌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之死与邵飘萍被杀，相去不过百日，被时人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向以文笔辛辣著称，他的时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就在邵飘萍被杀，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时，他还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林白水的时评受到读者的追捧，不过也早就开罪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林白水被害直接起因是８月５日他发表的时评《官僚之运气》：
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
此处，林白水讽刺的是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林白水把潘复在张宗昌背后出谋划策的丑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他阴损的比喻也彻底惹恼了潘复。据说，潘复看罢文章后，找到张宗昌痛哭流涕，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狗肉将军”本来就不学无术、无法无天，杀一两个牢骚满腹的文人，在他看来不在话下。于是，当天晚上便抓了林白水。
得知林白水被捕后，林的好友纷纷展开营救。与北洋军阀关系甚深的杨度、报人薛大可等纷纷苦求张宗昌枪下留人。最后，薛大可甚至长跪不起。一直磨到深夜，张宗昌才同意将“立即枪决”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时，当命令传到法场时，林白水已经被执行半个小时了。原来，眼见众人求情，潘复勾结行刑官，提前执行了死刑。
林白水死后，北京的舆论界噤若寒蝉，默然不发一语。就连一向以报界“明星”自居的报纸，也把社论、时评的栏目收起来了。“出现这种局面并不为怪，新闻记者也有苦衷，因为在当时恐怖状态的北京城里，一开口便有吃枪子的危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伟说。
北大教授张慰慈给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写信道：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民国以来，北京政府对待文人的态度相对温和，整体的舆论环境也比较宽松。五四时期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北京政府也只是对个别学生拘禁几日了事。‘三一八’惨案前，虽然学潮不断，但北京政府一直比较克制。奉、直两大势力控制北京后，一改此前北京政府的宽松态度，开始随意捕杀报人、学生甚至知名教授。这对知识界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王建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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