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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传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对群众的宣传以说服教育为主， 对敌对势力的宣传既要强调斗争性又要讲究策略性
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不仅要强调和坚持党性原则，而且要根据对象的不同和形势的变化注意宣传的方式方法。“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历来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指导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一方面，毛泽东注重用灵活的宣传策略服务于统一战线工作，以恰当的方式做群众思想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既将新闻宣传工作作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又将其作为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重要武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磨擦和舆论攻击，毛泽东要求报刊宣传服从团结抗战的需要。毛泽东在部署当时的宣传与谈判方针时指出，面对“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的复杂形势，我方的宣传“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使命和方针鼓舞了抗日士气，使党的宣传成为党领导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的有力武器。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宣传工作方面积极为营造全国范围的和平氛围而努力。他主张在舆论上争取团结各派，宣传和平建国，指示党的报刊杂志在舆论上采取恰当的分析，既反对反动派又积极争取中间派。对右翼分子要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但“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5页。）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面对这种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宣传工作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做群众的思想宣传工作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群众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因此，党的宣传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做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对此，毛泽东指出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在1957年对新闻出版界代表指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 “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页。）也就是说，在报刊上既要批评该批评的人，又要留有余地，批评的目的是“帮人”，而非“伤人”。他还指出，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只有做好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才能真正团结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对敌宣传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但也要讲究策略。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在与国民党交锋的过程中，毛泽东要求在舆论宣传工作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从而推动革命斗争工作。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防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党在军事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对外宣传上则采取低调的态势。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之前，毛泽东一再要求党的宣传工作既要揭露敌人的真面目，又要适可而止，争取和平。国民党正式发动军事进攻后，毛泽东要求宣传工作及时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要求在社论中“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他指出：“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34页。）毛泽东还要求将“七七”宣言中各项要点“在报纸刊物上作文发挥或作讲演”，以宣传“一切反动派进攻必须打败与能够打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48页。）同时还要将宣言印成单张，向大城市及国民党军队广为散发。这一宣传策略揭露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使解放军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了实现和平建国的方略，毛泽东要求党在大城市的宣传也必须注意策略，不能惊动老官僚、老军阀及土豪劣绅。他指示，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出“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因为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否则，不利于大城市的和平解放。这一宣传方针起到了稳定各大城市民心的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毛泽东及时指导宣传工作为解放战争服务，争取各派力量的支持，这促进了有关城市的和平解放，对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坚持的对敌宣传既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又要讲究策略的原则和方法，使党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从而推动了革命斗争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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