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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5年：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
1955年，随着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我国开始着手解决国际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先同印尼之间顺利地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形成了解决华侨问题的范例。这样，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此外，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前哨部队由于误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当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仅有几米。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时隔不久，缅甸军队在北段边界又占领了五个地方，边境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缅甸《民族报》歪曲事实，诬称中国军队入侵缅甸。美国也借此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正在对外“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国，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条约强调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说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这些国家被称为马尼拉条约国，1977年6月30日该组织宣布解散。）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
（三）1956年：中央认为，边界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件事发生在中东，即英法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共同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一件事发生在欧洲，即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尽管中国政府很快对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但一些周边国家依然担心新中国强大以后会对外侵略。当时，缅甸领导人在同毛泽东谈话时坦率地说：“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7、302页。）甚至连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都有疑虑。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认为，为了巩固东南亚的和平，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他提出：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解决后他们就放心了。（1995年8月8日，姚仲明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16日，外交部关于边界委员会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也提到：“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准备在五年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是适宜的，其大体顺序是中缅、中印、中阿、中尼。为此，拟加紧这方面的调研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国同东南亚邻国间的边界如不及早确定，边界纠纷会日益增多，容易造成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影响到我国同他们建立巩固的和平共处的关系。”（《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
1956年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也符合我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周边环境能否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妥善处理好边界问题。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大改善，但是，正如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所说的：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有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使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精力进行建设了”（周恩来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记录，1956年1月4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在外交方面做出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支持苏联促成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通过和平协商缓和了亚洲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创造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同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在这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树立了维护和平、睦邻友好的良好形象，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形成的紧张国际局势逐步趋于缓和。这样，中央便有条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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