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四、提出了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

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既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一直争论不休。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原则，终结了这个长期困扰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民族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他主张“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但是，毛泽东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是封建性质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不可能用来做变更旧制度、旧秩序的救世良方。“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利用。” 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杂揉，民主性与封建性并存的状况，毛泽东做了大量的选择、分析、批判、改造工作，彻底摒弃那些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旧意识、剥削阶级旧观念，而对于具体的历史文化遗产，则主张批判地继承，充分吸收丰富的文化传统资源作新文化建设的养料。如对待古代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其中知在行先和知行均出于心的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行重于知、知行互相依赖等有价值的成果，用马列主义唯物论进行改造，发展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正是从古为今用意义上提出：“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他在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既反对“文化本体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同时，又反对全盘西化论。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为建设新中国的文化，毛泽东大力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毛泽东心目中的外国，主要是指苏联。他列举了中国唐代和近代两次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高潮，说明向外国学习是如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学习范围。他在《论十大关系》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这也是对中国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人家的短处也去学”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先进的，具体的文化形态上，“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 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毛泽东认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用”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即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改造并用新的实践经验重新诠释，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实现文化创新；对于外国文化，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就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这两个方面融合在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同一个过程中，彰显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中的意义，这就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僵局，开拓民族文化前进的道路，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新中国的文化不是“自闭于幽谷”的旧文化，而是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厚底蕴和广泛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开放的、创新的、又具有明显中国特征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