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力排众议。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双百”方针持不同意见；党内一些干部也不甚理解，对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忧虑重重。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陈其通等4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毛泽东对此多次提出批评，在这年春天几乎是逢会必讲“双百”方针。他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毛泽东身体力行。当时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就此事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态度。即使在后来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向“左”转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基本上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问题。例如，1964年对待周谷城和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争论；1965年对待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王羲之《兰亭序》书法真伪的争论；一直到1976年2月，还回信明确同意刘大杰对评法批儒运动全面否定韩愈的非议。等等。
“双百”方针的提出，顺应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取得，证明了“双百”方针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荡涤落后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强调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确定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解决了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石，文化发挥了引领方向、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无庸讳言，由于历史时代局限与当时的严峻国际形势影响，毛泽东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晚年的文化探索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一些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从1960年代开始对文化领域的判断出现失误，甚至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在文化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和夺取文化领域领导权的任务。文化革命充当了政治革命的先锋，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也造成了文化的灾难。这个教训应该牢记。也正是他最先对党的文化政策实践进行反思，并在1975年7月明确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虽然，毛泽东曾经追求的“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目标没有实现，但他领导的新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发展繁荣文化的举措，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
| 相关专题 |
| · 毛泽东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