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关于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