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关于毛泽东文风的鲜明特点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