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五、沿着八大确定的路线，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其间遭受了严重挫折，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总能不断发现并尝试纠正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在曲折中前进，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根据八大确定的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当时对我们党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没有多少经验。因此，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一课题，是从分析和思考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开始的。

当时国际共运界接连发生了几件重大事件，前有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波匈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国际共运界的思想混乱，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1956 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紧张而诱发社会不安定的情况。国内外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深入思考。毛泽东认识到， 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第59 页。）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创作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矛盾及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只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宣传，为统一全党认识、解决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为随后展开的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准备。

在分析波匈事件及国内出现不安定情况时，毛泽东等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1957 年4 月，中央发出指示，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关于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标，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构想：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543 页。）

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应该说，这些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有利于改进党的工作。但是，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攻击，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始料不及的，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1957 年6 月上旬，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本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反击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揭露和粉碎他们的不良企图，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复杂情况的出现使毛泽东等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随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成为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以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理论根源。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在把握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也出现失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这完全出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料。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 主要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实现国富民强和社会公平。毛泽东当时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种心态：“中国经济落后， 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毛泽东文集》第7 卷，第350 页。）陈云1962 年在谈及当时的困难时也说：“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 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陈云文选》第3 卷，第199 页。）

面对事与愿违的困难局面，毛泽东等进行了反思，先后召开多次会议，尝试纠正“左” 的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好转，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若干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如，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要经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发展商品生产， 实行按劳分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统正确的调查研究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等等。

从八大召开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十年。期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却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及其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段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

由于“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尽管这是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此间的探索也不是漆黑一片，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诸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籼型水稻育成推广等成就。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干部和党外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一定时段内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这些都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搞“文化大革命”， “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346 页。) 。从辩证的角度看， 曲折和失误并非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