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和实施不同侧重点的外交战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粉碎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包围，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谋划新中国外交战略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采取这一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美苏矛盾逐步加剧，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完全置身其外，就像毛泽东所说：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2—1473 页。) 从民族情感上说，新中国是不可能倒向长期欺凌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尊重新中国并真诚为新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实行“一边倒”，并非放弃原则投靠苏联， 中国在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依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

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大框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一是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决策，派志愿军入朝鲜作战。二是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积极斡旋，推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三是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等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与周边一些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 实现睦邻友好。四是组团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原则，得到许多国家的理解和尊重。五是着手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与之发展贸易和文化往来。这一系列外交决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0 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末， 国际局势动荡，世界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中国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压力和威胁。在这期间，美国依然采取与中国为敌的外交政策，加强对台军事援助，随后又发动侵越战争；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陈兵百万威胁中国。

毛泽东和党中央适时把外交战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同时反对美苏霸权主义。针对美国插足台湾问题、国民党部队袭扰大陆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随后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申明和平解决台湾的方针，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针对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毛泽东还敏锐地看到了美国搞“和平演变”的另一手：“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0—1141 页。)同时，针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毛泽东和党中央也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和还击。“两面出击” 的战略，虽使中国陷入与美苏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但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国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信心和决心， 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针对美苏两国争霸的局面，毛泽东再次重申并完善了“中间地带”理论。在他看来， 中间地带有两个，一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二是欧洲、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共同反对美苏霸权主义。据此，中国一方面明确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其中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强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同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正式建交，开启了与西方大国正式建交的进程。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打破美国封锁和苏联包围，而且也为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为日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20 世纪60 年代末到7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并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欧共体的成立，欧洲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日本自1968 年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苏争霸格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9 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利用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机会向中方陆续作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果断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1970 年底，毛泽东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转告美方：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 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28 页。) 经过接触和准备，1972 年2 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随后，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中美关系的突破是新中国打开全新外交格局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曾形象地说：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 第1640 页。）

果然，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与日本等一大批国家建交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而且在此期间，通过不懈努力，第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在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初现的时候，毛泽东对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 年2 月，他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41—442 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外交方针作了一系列调整，确立了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积极改善同第二世界关系，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实践证明，“三个世界” 战略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恰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 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60 页。）

纵观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外交领域的探索历程，虽然在一些阶段上对国际局势和战争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文革”期间外交领域受到“左”的错误的冲击，但是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外交战线的诸多成就，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高了国际地位，又为国内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是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今天我们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此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基础的。抹杀和否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本源和基础，也就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诚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人民日报》2013 年1 月6 日。）

〔作者陈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编审；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