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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智大勇

2014年01月22日08:2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艰难的民主事业进程

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返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同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10余人乘飞机离开重庆赴南京。

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对今后西南的工作作出布置。4月下旬,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办事处迁移南京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2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重庆文化界人士话别茶会。由于东北战火越来越烈,谈判正处在僵持中,周恩来的心情显得很沉重。“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在这样长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飞抵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进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的办公地点是梅园新村17号,周恩来的住地是斜对面的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卧室的窗外有一架葡萄树,代表团到南京时正是夏天,葡萄树浓荫覆盖,生机勃勃,周恩来有时就在葡萄架下,向来访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宣传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政策,阐述中共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梅园新村是国民党政府安排给中共代表团使用的。在周围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置了10多个特务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严密的监视。特务用的摩托车、吉普车等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成员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的特殊人物,日夜在周围活动。中共代表团所处的环境可谓险恶。为了防止特务的监视和破坏,中共代表团进驻后,将30号院墙加高了一倍,并在传达室上面加盖了小楼。周恩来每天的工作十分紧张和繁忙,夜里还要挑灯夜战,常常工作到深夜。

梅园新村30号二楼是代表团的机要科和秘书室。上面是3间低矮的小阁楼,一伸手就能摸到屋顶,在南京炎热的夏季里,里面就像个大蒸笼。窗户很小,通风又不好,最热的时候,机要科的同志只好打一盆凉水,把脚泡在水里解暑。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关心大家,常常上楼看望大家,给他们送一些菊花茶和绿豆汤解暑,并把代表团仅有的一台电扇送上楼给大家用。周恩来还风趣地说,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在楼下,给你们放哨!大家听了,十分感动……

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暴徒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冯玉样、李济深等人得知后,数次给国民党军政当局打电话,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们,均未奏效。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

“下关惨案”发生后,经民主同盟和中共代表团向孙科、邵力子、马歇尔等呼吁,至翌晨2时才将受伤者送进中央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及郭沫若迅即赶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人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留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周恩来向受伤的代表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形式分致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的军令部长徐永昌,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6项善后办法。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周恩来到南京时,中原的局势已十分严重。蒋介石以30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李先念、王震等部6万余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到达南京的当晚,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指出:中原局势甚为严重,全国内战可能爆发。周恩来驳斥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发出警告。在周恩来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他的建议,组成三人小组去鄂北宣化店视察。

周恩来到宣化店街上的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军区负责人汇报,研究布置同美蒋代表谈判事宜。李先念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向周恩来汇报部队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态势。周恩来俯身细看地图,不时用红蓝铅笔打着记号。听完大家发言后,周恩来向他们分析了时局,指出和平已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他要求中原部队一面要拖住对方,尽量延长时间,一面要随时做好迎击突然进攻的准备。

离开宣化店后,周恩来一行到达武汉。次日,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徐永昌和美国方面的代表白鲁德会谈,并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停止中原内战的协议。为贯彻协议的执行,三方同意增设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驻宣化店。

6月22日,蒋介石密令刘峙指挥中原地区国民党军队向各进攻地点集结。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歼灭中原解放军。可是,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周恩来在宣化店时一起研究的作战部署,以主力西向,分三路全部突出重围,给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当头一棒!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会见蒋介石。这是他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蒋介石又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胶济路如不让出,则常遭破坏交通,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丝毫不予考虑。

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表示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

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负责人集会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妻子张曼筠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杀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害后,民盟中央委员、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于7月15日下午召开的李公朴追悼大会。闻一多当众怒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并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他高喊:“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当日下午5时,闻一多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周恩来闻讯后极其愤怒,强烈谴责国民党,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的抗议书中愤激地写道:“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中国号称反法西斯胜利国家,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

给闻一多夫人高真的唁电中,周恩来沉痛地写道:“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义和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的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唁电,尚祈节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复!”

抗议书和唁电都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巨大的反响。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公开化和扩大化,美国政府逐渐抛开在国共之间“调解”的外衣,更加公开露骨地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8月间,美国陆军助理次官彼得生和美国对外清偿委员会及海军部代表同国民党政府商谈,准备将价值20亿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以低价让售给国民党政府。对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23日,周恩来受命致电马歇尔,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他宣布:“设若中美政府仍然签订这样的协议,其严重后果几可立见,而美国政府对此实难逃避其应负的一部分责任。”

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

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

散会后,记者们围着他,请他签名题字。他题道:“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当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走访马歇尔。周恩来告诉他由于“国大”的开幕,和谈大门已被国民党关闭,他不得不返回延安。他对马歇尔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看到“国大”既已召开,再没有理由挽留周恩来了,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11月19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0余人,乘美国军用专机离开南京飞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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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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