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艰难曲折的国共和谈

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面。顾祝同告知，蒋介石原定10日与周恩来的杭州谈判推迟了，要他先和周恩来谈判。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这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适逢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日的立场转变，中共中央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西安谈判一开始，双方就直接进入实质问题的谈判。周恩来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精神为依据，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意见。双方就中共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西安谈判暂停下。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就抗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决定“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停止“赤化宣传”，停止其阶级斗争等。这些话表面上是老调重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言：“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些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向着抗日的方向转变。

2月26日和27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会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上。

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七万，共6个师，每师3个团。张冲坚持红军最多只能编4个师共4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冲坦率承认，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红军迅速壮大。两天会谈没有结果。

经过3月1日和2日的反复磋商，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双方认为意见大体一致，决定为1个月来的谈判做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以便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这便是史学界所称的“三八协议”，国共第一次谈判取得的成果。

不料，两天后，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就红军的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向中共代表团发难。3月11日，贺衷寒突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对“三八协议”做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只能有3个师，每个师只能有1万人，要服从南京中央一切命令，政训人员、辅佐由南京派遣等等。其实质就是要裁减红军，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

周恩来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条件，并向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祝同、贺衷寒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月12日晚，周恩来紧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同时，周恩来表示：“我党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且强调所发生的争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在西安已无法再谈，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

3月15日，张冲面见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改以“三八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再次强调要迅速面见蒋介石谈判。

3月下旬的杭州，空气清新，艳桃李浓，花云如织。脱去钢架背心的蒋介石浑身轻松。这时，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

问候之后，周恩来直奔主题：“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不能接受所谓‘改编’、‘投诚’之类的用语。”蒋介石嘴边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我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我们都应反省过去的错误。你们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我个人合作之间的事。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顺势将中共的几点具体要求陈述出来：“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变得少有的宽容，立即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

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很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蒋介石的意图是承认他为领袖，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4月7日和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问题。在讨论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要坚持3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

4月25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除此而外，就是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队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孔石泉。一行共25人。

周恩来这次离延安出行，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国民党的代表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一股灰黄的烟尘。坐在车厢里的干部、战士，说说笑笑都很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坐汽车长途行军这还是头一次，特别是去西安这样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自然兴奋异常。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中，卡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了劳山。路弯弯拐拐，颠颠簸簸，黄土弥天，卡车更加难开。

慢慢地，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砰！”突然传来一声像是枪又像是鞭炮的声响——原来遭到当地土匪伏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冲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有些随从人员在车上就牺牲了。周恩来不等汽车停住，立刻喊道：快下来，散开，还击！他跳下车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陈友才、陈国桥等11人牺牲。

匪徒们一窝蜂似的冲向卡车，搜检财物。谁知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更无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只上了锁的铁皮箱子。一个拿鬼头刀的匪徒，则对周恩来丢下的那条花毛毯乱砍乱剁。匪徒开始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兜里又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便抬上那两只铁皮箱子，仓皇而逃。其实，这名片是陈友才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带在身上的。他们原以为箱子里会有金银财宝和烟土，结果抬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山坳里，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全是中外文书籍和文件。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当附近的红军闻声赶来时，周恩来、张云逸等已突围脱险。 当时，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上上下下都很震惊。毛泽东手里夹根纸烟，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期待着周恩来安全归来。

周恩来等脱险归来，从三十里铺骑马还未到延安南门，就远远地看到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冲他们来的方向翘望。显然，在期望他能安全归来。临近广场，周恩来翻身下马，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掌声中，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通路，毛泽东大步迎上来，伸开双臂，周恩来也紧走几步迎上去，两双巨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睛深情地对望着……

延安周围的土匪，在剿匪部队大力进剿下，很快就被肃清了。袭击周恩来一行卡车的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李清伍，也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

1937年4月26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祝同商议发放本月份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5月27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专机由南京飞抵庐山脚下的十里铺机场。同行的还有侍卫长钱大钧和经委会委员王世杰。庐山成了蒋宋每夏必到的“夏宫”，他们固定的住处是牯岭长冲河东路12号别墅。这幢掩隐在一片绿荫深处的英国券廓式别墅，蒋介石取名为“美庐”。

6月4日，周恩来在张冲的陪同下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被安排在牯岭镇长冲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这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不久，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委员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你稍等几天。”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怠慢，只在齿间咬了咬，没有多说。

6月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周恩来先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接着向蒋介石申述来此以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

蒋介石这次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本来是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这次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这个同盟会由国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这个办法，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

对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蒋介石也态度一变，推倒在杭州时的许多承诺。他提出红军改编，由中共发表声明，政府即发表3个师的番号，共12个团，45000人。3个师之上仍只设政治训练处，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及辅佐。蒋介石公然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南方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是首领须离开。

对陕甘宁边区主席，蒋介石认为应由政府委派，中共推荐，副的由中共自己推举。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中共可派240人参加国民大会，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召开国防会议时，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并严词驳斥要朱德、毛泽东“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很久，以后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

6月15日，周恩来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由于蒋介石坚持己见，周恩来也不让步，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打破谈判的僵局，及早实现两党合作，中共决定再做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对于目前具体问题，拟于7月份发表宣言，指定周恩来起草；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退一步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争取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不去。

期间，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我看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话毕，大家哄堂大笑。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达上海。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延安的反应是迅速的。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驻守在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抗战。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在上海会见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准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并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7月中旬，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前往庐山，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不感兴趣，动手改了两句，又扣住不发。将革命同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也无从谈起。

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要求尽早公布宣言，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而张冲所转达的条件同6月庐山谈判所谈变化极大，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17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召开座谈会，却不准周恩来出席，旨在表示中共不合法。

座谈会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见到迟迟露面的蒋介石，并与他及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张冲举行两党会谈。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

同一天，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庐山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甫、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已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洛甫、毛泽东在20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次日，周恩来等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5000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7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28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这时，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于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8月1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10余个年头。长达10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高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10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周恩来手拿电报，稍思片刻，强调说：“按电报上点名的3个人一同去的确不合适，我看，是开国防会议，还是我同朱总司令、剑英去为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下来，朱德为争得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8月6日，周恩来和朱德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周恩来一行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很快被车辆接走。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喽，谢谢委员长！”

当日，周恩来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中共高层代表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周恩来一行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周恩来一行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周恩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接着，他陈述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使各方面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政府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会谈中，蒋介石一面侈谈“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和日本密谈，在和共产党谈判中，他仍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22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但是，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迟迟没有发布。《宣言》首先阐述了“国难极端严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绝续之时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重要性，然后宣布中共的政治主张：发动民族抗日战争；实现民权政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且重申了中共的4项保证。

蒋介石将《宣言》从庐山带回南京后，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和顽固反共分子康泽看。康泽提出要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前面共赴国难一段，以尽量缩小中共的政治影响，压低中共地位。这理所当然遭到周恩来等代表的拒绝，表示：宁可暂不发表，也不能接受康泽提案。

8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西。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

洛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原来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29日，他到西安。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已根据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的提议而作为先遣部队开始进入山西。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西安：“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指阎锡山），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于是，周恩来便折往山西。为此，南京的谈判工作由博古和叶剑英继续进行。

9月3日晚，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乘火车从西安出发，第二天到达潼关，换乘木船渡过浊浪滔滔的黄河。在黄河对岸的风陵渡，搭乘阎锡山派来的由两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小火车开往太原，周恩来等在5日下午到达太原。

这时，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已前往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指挥晋北军事。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在7日凌晨赶到太和岭口。

阎锡山满脸堆笑，在他的司令部院子里迎候周恩来一行。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却不能不对他的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20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二十几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赫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不敢等闲视之。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等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经过反复商谈，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第二战区高级参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并由中共主持拟出工作纲领，经阎锡山同意后实行。

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时而口服心服，时而难以答对。谈判完毕，阎锡山送出周恩来一行。望着周恩来的背影，阎锡山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几天后，周恩来派南汉宸与续范亭一起，带着由自己草拟好的“战区动委会”工作纲领，到太和岭口见了阎锡山。阎锡山亲笔对纲领做了几点修改后，批准了这个纲领。此后不久，“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南汉宸、程子华、武新宇等共产党代表均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9月16日至19日，周恩来同彭德怀到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会见国民党在第一战区指挥作战的徐永昌、程潜、刘峙、冯治安等人，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阜平等县作战的有关事宜。

这时，华北的时局转瞬即变。日本侵略军继续兵分两路，从北面和东面以大迂回的姿态夹攻山西。于是，毛泽东发出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指示我军于适当时机实行部署上的战略展开，分别开进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境内做这样的事情不通过阎锡山是行不通的。为此，21日傍晚，周恩来同朱德一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见阎锡山。

谈判首先由八路军的使用问题开始。阎锡山显然想用我军打正面。他的如意算盘是：我军在正面迎着敌人拼上去，既打击了日寇的进攻，又消耗了我军兵力，一箭双雕。对此，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有预料。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阎先生，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我们要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让敌人前边占，后边丢，永远摆脱不了后顾之忧，使敌人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阎锡山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下，他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我们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阻住敌人。”

通过谈判，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商谈了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婉辞了阎锡山的宴请，当即乘车赶赴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部署作战。当汽车沿着土路扬起一股尘烟时，阎锡山依然若有所思地站在路边，面对这两位滴酒不沾、来去匆匆的共产党领导人似乎对一些问题找到了答案。他对身边的人员发出感叹：“怪不得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剿灭不了这支几万人的游击队呢！”

23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进行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命令。一二○师也于次日启程，赶赴晋西北神池地区。此后不久，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26日，南京的中央电台抢先播发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接着全国各大报刊都以大幅标题予以报道。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

蒋介石很久没有听到捷报了，当日即电贺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征官兵如命，深堪嘉尉。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致盼。”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和叶剑英一起同蒋介石、张冲、康泽举行第二次南京谈判。谈判时，中共代表敦促国民党尽早发布《宣言》。康泽顽固地坚持前议，为此，博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执。

由于博古、叶剑英的据理力争，同时华北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经过半年多的艰难曲折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审时度势、机智果敢的高超谈判艺术尽显每一个环节！

平型关战役后，由于战局南移，阎锡山离开太和岭口，在10月1日回到太原。同日，他下令其部队从内长城防线全线撤退。

6日中午，阎锡山在太原召集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的作战部署问题，周恩来应邀出席会议。

忻口战役前后，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曾向阎锡山等提出过大量建议：下令平汉退军转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立即派军增援娘子关，与八路军靠近；转变作战方式，实行机动侧击；保卫太原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得胜利；从速部署山西全省持久战局。

阎锡山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周恩来的这些军事建议。结果导致进攻忻口的日军主力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转而加强了沿正太铁路向晋东的进攻。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接连失利，致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28日娘子关失守。面对急转直下的战局，阎锡山生怕在忻口作战的部队被包抄，于是下令退出忻口。11月2日，忻口守军一退，从忻口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很快便逼近了太原。

忻口失守后，阎锡山命傅作义部死守太原城，自己却悄悄溜出了太原。这时，周恩来仍同彭雪枫、边章五等一起从容地坚持在太原危城中。11月5日晚上，也就是太原失陷前3天，他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太原。这时，阎锡山等早已撤离，四面城门也已紧闭，只能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出城。一出城，就看到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周恩来又转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先过汾阳，再转到临汾。

此后，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11月8日夜间，傅作义虽然指挥守城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终于不支，只好将太原放弃，把山西这一军事重镇丢给日寇。

阎锡山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过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到临汾后，同黄绍竑、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问题。卫立煌一见到他，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周恩来向他耐心地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周恩来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卫立煌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许多顾虑，大大增强他留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他对共产党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