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逼蒋抗日”：与张学良形成共识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7日上午，会议开始举行，周恩来和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东征讨伐国民党阎锡山的问题。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在陕北组织有周恩来、博古、邓发参加的中央局，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主持后方工作。19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签署西北军事委员《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周恩来坐镇陕北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去年的9月底至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3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了3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2月20日由毛泽东率领进入山西。25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从商？”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李克农笑着反问：“是零售还是整销？”张学良高声笑道：“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在同李克农会谈时，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向中共中央报告，并请示行动。当天得到中央复电，同意谈判结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同张学良谈判。同时，决定派刘鼎作为党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就有关方面进行了交谈。

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来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

一切都准备停当，周恩来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和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4月7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一行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等人飞往肤施。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周恩来刚走到天主教堂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认识你了！我早年曾是在东北度过，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是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分析，我认为我过去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呼吁大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接着，周恩来坦率地对张学良讲了对当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些看法后，又诚挚地问张学良道：“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二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呢？”周恩来说：“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极是。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以便考虑。”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愤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啊！”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句话：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的。要让步，还要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张学良听后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的。”

接下来，双方针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交谈。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到次日凌晨4点才结束。经过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一、南京政府必须改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必须取消，如果做不到，就另组国防政府，领导抗战。二、停止内战，先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造成抗日的既成局势。三、红军主力取道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张学良把傅作义说通。四、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现在保定、石家庄一带，已经派黄显声为该军副军长，将接替万福麟为军长，可以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抗战。五、张学良已经和新疆取得联系，不日新疆代表张在善就可到达西安。必要时，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在西北形成新、甘、陕、宁4省的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拿出自已的积蓄两万块光洋和20万法币，资助红军作为抗日经费。分手时，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60年纪念印制的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这本大地图是当时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交给周恩来时说：“共同保卫中国！”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4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蒋介石派了10万大军分两路开入山西，支援阎锡山。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赵家沟村会议认为：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从4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由刘鼎带去。3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只见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周恩来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样，给予张学良甚高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读来信后十分激动。

他将信小心装好，对刘鼎感叹道：“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在信中还通报了时局动向，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认识，并告知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是肤施秘密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深化。此信随刘鼎作为中共代表赴任时面交，也起到了介绍其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重任的作用，使刘鼎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当即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刘鼎这位早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即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党员，遂以“秘书”身份入住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为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6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

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以上来信两个多月后，他致周恩来的亲笔函：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7月8日，周恩来从安塞到谭家营陕北省委去，途中在百家坪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

这是一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的小屋。斯诺走进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斯诺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盘腿坐在炕上，用不很熟练的英语说道：“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说英语了。我们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抬起脸细细地打量斯诺，他的脸上仍蓄着浓密的胡子，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斯诺问过一些红军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后，把大量话题转到蒋介石方面：“您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周恩来肯定地回答：“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迅速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50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斯诺在本子上迅速地记着。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如果抗日运动发展，蒋几乎肯定会丧失其独裁统治。”周恩来接着讲：“他的军队既不像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强，那么集中，也不像那时那么可靠了。一旦抗战爆发，抗日力量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心里也明白，抗战爆发的第一天，就标志着他的独裁统治的崩溃……”

“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作何评价？”面对斯诺的直问，周恩来笑了笑：“评价不那么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斯诺已经记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记录念给周恩来听，纠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费解的字眼。看着那长篇的记录，斯诺如获至宝。

斯诺回到北平，正在整理上述谈话记录，突然接到周恩来捎来的信，要他不要引用这次谈话。斯诺疑惑不解，他不知道西安发生了重大事变。但也只好服从，把记录塞进皮箱。这部分材料一锁就是20年，斯诺才重新整理在海外发表，而国内人看到中译章节，则又过了28年。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曾的下属谌小岑主办。

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陈立夫向他们俩口授了谈判的有关条件。谌小岑将陈立夫口授的4项条件转交负责联络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吕振羽和受周恩来指派负责与曾养甫联络的张子华。

5月中旬，张子华到达陕北，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谈判的条件。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商国共合作大计。8月，潘汉年回到陕北保安，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会谈的情况。潘汉年是在去年长征途中红军二占遵义后，由中央派往白区，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整对苏联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潘汉年离开莫斯科，途经香港，于7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

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再次企图依仗武力解决西北问题。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继续商谈。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不久，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在将台堡会师。

蒋介石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做初步谈判。

10月29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为了调兵遣将，秘密筹划对陕甘苏区更大规模的“围剿”。他借过50岁生日之机，以“避寿”为名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和杨虎城按照蒋介石的电召，分别由西安赶往洛阳参加军事会议，他俩都是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然而，他们错了……

张学良一到洛阳就找机会与蒋介石谈话，希望蒋介石能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蒋介石准许东北军出兵绥远，以援助傅作义绥东抗战。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反而气急败坏地斥责道：“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训话”时旁敲侧击地训斥张学良，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张学良听后神色大变，心情极为压抑，未等蒋介石训完话便返回西安。

潘汉年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8项条件。陈立夫这时的态度也变了。他称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宣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11月15日，周恩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赶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随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

11月23日，周恩来到达山城堡红四方面军总部。

在山城堡，周恩来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老战友朱德。紧握住朱德骨瘦如柴的双手，望着朱德苍老清癯、充满悲怆神情的脸膛，周恩来内心一阵酸楚，也说不出话来了。朱德热泪盈眶，也说不出话来。去年松潘一别，至今一年有余，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周恩来拥抱住朱德，不禁泪如泉涌。自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并强行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称王称霸以后，他与毛泽东一直都在担心，怕再也见不到总司令了。

“张国焘的确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但他只能为难我，还不至于想干掉我的。”对于张国焘的百般折磨侮辱，朱德只是付之一笑。其实，由于他坚持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主张，张国焘实际上已对他实行软禁。周恩来气愤地说：“张国焘不得人心，所以，尽管他手上兵强马壮，最后南下还是以失败告终！”周恩来高声赞道：“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老总有理有节，肚量如海，是做得对的。要是你公开与张国焘对抗，率一方面军的同志北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你和一方面军的同志留在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可以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朱德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激地说：“知我者，恩来也！”周恩来说：“这一切，不仅我了解，泽东、洛甫、博古和中央绝大部分同志都了解。”

见过朱德后，周恩来又去见了张国焘。这时候的张国焘情绪低落。南下失败了，另立的“临时中央”前几天也不得不宣布取消。周恩来淡淡一笑，说：“国焘兄，这次中央委派我来，不是要提旧事，而是要跟你们商量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了的事情，我们暂时别去提了吧！现在，团结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张国焘被周恩来说服后，即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红军总部到保安，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合。在红军大学，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紧握住朱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感慨地说：“朱毛不能分开，这回又应验了！”朱德点了点头，连声说：“朱毛分开，红军势必大祸临头啊！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分开了！”

这时，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席卷全国的援绥抗日运动，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士气，也使张学良深受鼓舞。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恳切地向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开赴前线。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请缨抗敌书，态度之诚挚、心情之焦灼跃然纸上。可是蒋介石回答却是“时机尚未成熟”。相反，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前线，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要傅作义防止事态扩大，并要他抽出手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此前几天，蒋介石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逮捕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制造“七君子事件”。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弄得国民党当局手足无措，狼狈不堪。12月3日，张学良为了表明心迹，亲自驾机第二次飞赴洛阳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东北军中的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因太不得人心而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可是蒋介石却根据陈诚的报告，胡说什么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在绥远前线的晋绥军和中央军足以抵挡日伪军，因此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而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全力消灭共产党。

张学良满腔愤恨，“砰”地一声拉开蒋介石的房门，摔门而去……

蒋介石根本无视全国民众的反对和中共的规劝，也不吸取山城堡惨败的教训，一心要把“剿共”战争打到底。他在洛阳把一切策划、部署完毕后，通知所有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和部分杂牌军的将领速到洛阳开军事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这次与张学良谈崩后，他又突然宣布将会议改在西安举行，且把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缩小，只包括直接参与“剿共”的中央军将领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以防人多泄密。

12月4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带着不可一世的气焰，乘坐着陇海铁路专用列车，来到西安。他未与任何人见面，直接乘车前往临潼，住进了西安东25公里的唐代御池遗址华清池。

蒋介石为了加快他的“剿共”计划，将他的嫡系“剿共”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立、万耀煌、陈继承调集西安“督战”。数十万中央军纷纷临近潼关，新购置的战斗机、轰炸机频繁不断地在西安机场降落，大规模的内战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自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围剿”，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全部红军，他的所谓“安内”大业就可完成，他就可以凯旋京城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在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剿共”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他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一到临潼华清池就召见两军的军、师长谈话，用请客吃饭、威吓利诱等手段进行所谓“精神感召”，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驱车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谏，他想以自己的至诚来说服蒋介石。而蒋介石对此却无动于衷，仍一意孤行。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已名存实亡了。最近，绥远又复告急，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生死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张学良失声痛哭道：“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的抗日情绪不可再压制了，我对委员长是一贯忠诚的，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能慎重考虑。”

张学良的哭谏丝毫未能打动蒋介石，蒋介石烦恼地把正在看的《曾文正公全集》线装书丢在桌子上，勃然大怒，厉声训斥：“一派胡言，你知道什么！共产党的那一套我比你清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是既定的国策！”

张学良万分悲怆地回到西安后，把劝谏蒋介石的情况告诉了杨虎城。他们对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和顽劣孤行极表气愤，认为蒋是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剿共”计划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他改变错误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以做最后的努力。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步入华清池五间厅前的平台上，向穿着长衫边看书、边晒太阳的蒋介石谦恭地表示问候。蒋介石欠了欠身子，请杨虎城坐下，两人寒暄了几句后，不等杨虎城把话引入正题，蒋介石就先开了口：“虎城，张汉卿年轻幼稚，容易受人欺骗，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开导，以免误入歧路。”

“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思想敏捷，指挥果断，甚孚众望，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很值得虎城效仿……他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杨虎城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可能让语句平缓一些：“委员长请听虎城进一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只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依我之见，对于红军的问题，宜采用和平政治方式解决，而不宜用兵。不然，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不等杨虎城把话说完，蒋介石就连连摆手：“荒谬之论，你也是荒谬之论！对于共产党唯一的办法是军事解决，我有绝对的把握消灭共产党，他们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剿共’大业指日可待！”

杨虎城原本就料到这次努力难有好的结果，现在果真如此，再谈也是白费口舌，于是便起身告辞。

当晚，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商议“兵谏”扣蒋的具体部署和实施中的具体细节。深夜，一个详细、周密、全面的“捉蒋”方案形成。

12月11日清晨，蒋介石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两人向这边站了10分钟，顿起疑心，急忙返回厅里。上午，有几个东北军师、营长来约见。晚上，蒋介石在行辕召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会餐，商议“进剿”计划。但杨虎城、于学忠未到。蒋介石询问张学良，张学良说他们今晚也宴请来陕的中央长官，等这里散了再请到那边去。蒋介石见张学良精神恍惚，以为是上次遭斥而不快。

宴毕，张学良亲自驾车，把几位军政大员送往西京招待所。车过灞桥，张学良说：“你们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众惊何故，张笑着说：“我的手一偏，汽车就掉在桥下，你们不就都完了吗？”大家为之一笑。

12月12日零点，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得到张学良的受命，表示即将采取紧急行动，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但此时停电了，一时电报无法发出。全城也实行了戒严，只得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口电料行敲开门买电池。

凌晨5点半，蒋介石的侄儿蒋孝镇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忽听到行辕门前有枪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蒋介石从床上拉了起来。从睡梦中惊醒的蒋介石不知所措，吓得浑身发抖，摸黑披起睡衣，拖着鞋子，拔腿离开下榻的五间厅。

这时，枪声正紧。蒋孝镇拉着蒋介石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推着蒋介石从墙上跳过去，往骊山上跑。院墙内高外低，蒋介石一落地，脊骨跌坏了，脚也碰破了，鞋也跑丢了。蒋孝镇脱了自己的鞋给蒋介石穿上，蒋介石说两个人目标大，分开跑为好。这下，苦了蒋孝镇，他跑进了一片荆棘地，两脚扎得钻心疼，只好咬牙忍着。

捉蒋的部队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在蒙蒙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床上的被褥尚有余温，判断蒋介石没有跑远。负责捉蒋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立即下令搜索全院。忽然，一名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孙铭九随即命令开始搜山。

搜山的部队逐步缩小搜索范围，果然在乱草丛中的一个洞口里找到了吓得缩成一团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一眼孙铭九，又赶紧避开目光，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睡裤，浑身上下满是尘土。他一瞥眼，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铿锵回应：“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身子一歪坐在地上，发怒道：“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孙铭九劝道：“这里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孙铭九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孙铭九和几个卫士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

待刘鼎买电池返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于是即刻把张学良再次拟好的电报发出去：“东、来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

周恩来看了西安发来的捉蒋密电后，异常激动，立即走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也万分兴奋，他也刚刚看过同一内容的电报。但是，很快，他们平静下来……

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很多人在最初一瞬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然而，中共首脑们还是很快从狂喜中平静下来——重要的是下一步。

毛泽东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临潼兵谏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动的。这是它的进步性质。但是，事实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等人，使南京与西安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接着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深刻地指出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说：“由于事变的发动而引起的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的中间派走向亲日派，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日本更顺利侵略中国。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所欢迎的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则是由于事变的发动，结束了‘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而得到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国际和平阵线和全国人民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最后决定：全力争取实现第二种前途，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6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

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

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张学良 启（尔后用“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