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长
周恩来自山西回延安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乘机从苏联回到延安，与王明同机回来的还有陈云、康生、曾山等。
1937年12月9日，为期6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首都已经从失陷的南京迁到了重庆，而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先到了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因此，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由钱之光任处长。当月中旬，肩负重任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武汉，邓颖超一同前往。
21日晚，周恩来同王明、博古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等建议，王明、博古分别就抗战形势、共产国际的提议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所准备而来的。这就使得内心对谈判抱着敷衍态度的蒋介石很尴尬，不得不连连点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蒋介石还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蒋介石对很少打交道的王明颇感兴趣，对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直言不讳：“你留在武汉相助我吧！”王明望了望周恩来和博古，神采飞扬：“这要等我们中央决定。”
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朝墙上的挂钟斜睨了一眼，合上文件夹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为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要陈诚出面邀请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
陈诚满怀热情地登门邀请，周恩来笑了笑，婉言：“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
博古是个直性子，脾气也躁，开口说：“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个副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陈诚陪笑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赞助的立场，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求达到有利于争取坚决抗战的分子和削弱亲日派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权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已经做了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团暂时只能采取推托的态度。
周恩来把陈诚送上汽车时，请他转告蒋介石：“委员长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具体任职当前还是免了。有关抗战之事，该我们办的，没有职务也一样办。”
不久，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周恩来同样坚辞不就。到了1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人来催请周恩来走马上任政治部副部长。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详细分析了到达武汉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的新的进展，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对孔祥熙的邀请应该谢绝，毕竟属于行政范围，孔祥熙又为主和者。而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同坚持抗战和挽救危局有直接关系，参加进去可以从内部直接推动国民党抗战。”
意见统一后，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电报中指出：“如果屡推不干，蒋、陈会说我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参加进去可以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造。”电报还强调：“要有条件地参加进去。”
中央回电同意。3月6日，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一厅负责军中党务，第二厅负责民众组织，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
对第三厅的组建，蒋介石是非常“热心”的。他亲自派人请曾在武昌《中央日报》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题的文章中骂过自己的、曾在大革命失败后受自己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国任厅长，“不计前嫌”地录用，可显蒋介石的宽宏大量，并可通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点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
其实，就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酝酿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时，他就急切地盼望郭沫若归来。武汉的形势使他清楚地看到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论自己是否能够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应该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组织与宣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实现这个目的，选择第三厅厅长是十分重要的。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最合适的人选。
10年前，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批准他到日本学习与工作。现在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又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应该是郭沫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周恩来认为，凭着郭沫若在文化艺术界的声誉和威望，一定能够影响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
一天，周恩来正在开会，忽然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推门进来，他轻轻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低声对他说：“郭沫若到了武汉，他刚刚来过电话，想见您。”听到郭沫若的名字，周恩来眼中立刻闪出喜悦的亮光：“请告诉郭沫若，晚上到办事处来，我等他。”
晚饭后，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聚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卧室里，等候客人到来。
不一会儿，郭沫若到了。周恩来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郭沫若望着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眼睛湿润了，10年前分离的场面犹在眼前……
周恩来请大家坐下，互相问起别离后的工作与生活，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再度重逢有叙不完的旧情，但是周恩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郭沫若商量，因此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部恢复后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问郭沫若是否愿做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摇摇头，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更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
坐在一边看报的王明听郭沫若一说，丢开报纸就吼了起来：“你别一二三了，简单地说，你就是嫌官小了！”王明点上烟，说：“目前的局面是靠争取过来的，虽然还不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让。我们不想做官，而是抢工作做，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郭沫若说不出反驳的话，沉默着。
周恩来想调和一下气氛，有意把话说得慢一些：“你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还应该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郭沫若转脸看看王明，又看看周恩来，两手倒换着搓了搓，一字一顿地说：“那我就应下了这个差事。要干，我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公开地干，痛痛快快地干。”
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后，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败后，他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10年，同党中断了联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关于是否公开身份的问题，周恩来劝慰他还是用党外人士的身份为好：“你还是忍住内心的寂寞吧，党需要你这样做。”
正当郭沫若考虑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职务时，听说了政治部的有关人员安排，这使他的思想再度出现波动。原来，当时蒋介石安排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刘健群为第三厅副厅长。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干将，郭沫若不愿与他们共事。
一天，陈诚以请客吃饭为名邀请郭沫若去他那里。到了那里，郭沫若才知道是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他看到刘健群坐在那里，却没有请周恩来参加，心中已经不快，又接到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部组织大纲》就更恼火了，下定决心，远避长沙，坚决不做第三厅厅长。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会后，他未当面向周恩来请示，也未向友人告别，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车站。没有想到，在火车站见到闻讯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他们带来了周恩来亲笔写的一张便条，里面毫无责备之言，而是劝他“去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
这样，能否动员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成为筹组第三厅的关键。为此，周恩来多次找陈诚交谈，为郭沫若重回武汉排除困难。另一方面，他又派人赴长沙当面开导郭沫若，要他认清三厅工作的重要性。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表面支持第三厅，实际上是“给职不给权”，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安插刘健群到第三厅实际是想控制第三厅，因此针锋相对：“我们一定要抓住第三厅不放。”
不久，听说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立即致信郭沫若，说明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已出现转机，认为他可以回武汉任职。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三厅终于在4月1日正式成立。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冼星海等众多知名人士在这里走到了一起，一时间被称为“名流内阁”。
第三厅成立后，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准备分赴各个战区的前线。它的成员主要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12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很有影响的救亡团体中选拔组成的。在抗敌演剧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鼓励全体队员：“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
摔伤右臂真相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两次大轰炸。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在闹市区机房街30号的房屋被炸毁，就迁到距市中心约5公里的红岩嘴。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就在这里的一个果园农场里自盖的一幢3层楼房里办公。周恩来到重庆后，常常住在这里。
不过，在重庆市内的曾家岩50号也有一幢3层楼房，周恩来有时也住在这里，对外称“周公馆”。周公馆后面俯瞰着嘉陵江，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不远，周围的环境相当复杂，不远处就设有负有监视任务的特务哨所。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平时住在红岩嘴办事处，只有在城里同人谈话或办公办得很晚时，才在曾家岩休息。周恩来住在楼下一侧，二楼一侧住着一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家属，三楼住的是战地服务团。
6月18日，周恩来为汇报半年来他和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情况，研究和请示今后的工作，离开重庆回到延安。
这次周恩来回到延安，身边只带了刘久洲一个副官，这时又放了他的假。毛泽东见周恩来生活没人照料，便对警卫员王来音说：“周副主席从重庆回来开会没人照料，派你去照顾他的生活，缺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一定要照顾好。我这里的事从今天起你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庆之后你再回这里来。你的工作，警卫班会派人来顶替。”
一天，周恩来找毛泽东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正在考虑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事，表示自己实在顾不上了，说：“这样，恩来，讲马列，你是专家么，这次由你代劳了，你代我去讲。”当时，刚同毛泽东结婚不久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去听周恩来演讲。毛泽东想了想，说：“就让她陪你去吧——代表我，向学员们问好，她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接受教育么。”江青满脸笑容。周恩来顿了一下，说：“江青同志一起去，好啊。”
7月10日下午，王来音通知汽车司机送周恩来去党校。司机说：“延河正在发大水，从杨家岭开车无法到河对岸的中央党校去。河中央平时露出的几块大石头，都已淹没在水下了。汽车过不去，不过骑马倒可以涉过。”
这时，毛泽东就叫王来音把他那匹曾跟随自己走过长征路的大青马牵给周恩来当坐骑，又派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随行。江青随后。
王来音牵着周恩来所坐的大青马，涉过齐腰深的洪水。上了岸，王来音正在河滩上穿衣服和鞋的时候，江青忽然心血来潮，抖开鞭子，用力抽打坐骑，马飞跑起来，向着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马原本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跑着跑着，突然从附近农户蹿出一条狗。这条狗一见江青的马，便吠叫着扑过去。江青见状惊慌失措，拨马就逃。玉米地田埂又窄又弯，哪里容得下两匹马？她的马一下撞到周恩来的大青马上，周恩来连人带马一晃，从马背上摔下来。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
马也受惊了，不能骑了。周恩来忍着巨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进行包扎。
做了简单的处置，周恩来就走上了讲台。等坚持到上完课走下讲台，周恩来快疼晕过去了，被抬到了学校医务室。后来，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周恩来进行了治疗，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夹板。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向毛泽东主席报告。王来音、蒋泽民两人十分为难，因为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夹在中间，要报不敢，不报又不成。最终还是由王来音骑马回杨家岭如实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面叫秘书叶子龙和他一同去党校看望，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理亏，远远地躲开，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泽东。
对周恩来的伤情，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向八路军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做了具体交代。可是，当年驻在延安拐峁村的八路军总医院连一架好的X光机都没有。到8月中旬，才通过X光片显示知道：右肘右肱骨下端发生粉碎性骨折，断骨已形成错位愈合。右臂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弯曲而不能伸展了。
不久，仍在重庆工作的邓颖超收到一个条子，字迹熟悉又陌生，原来是周恩来用左手写的：“因骑马不慎摔伤右臂，很快就会好的，请放心。”
端着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先是研究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做重要发言。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做了关于两年抗战总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现状和中国共产党近期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他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阵地。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么，我们也需要你去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顺便了解欧洲情况。恩来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并与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着签订中立协议。我们需要了解苏联的意图，估价形势，做出我们的对策啊。”
很快，邓颖超接到中央的电报，说周恩来的臂伤急需去苏联治疗。这时，邓颖超才感到他伤势一定很重：“恩来怎么会坠马受伤？他戎马半生，骑术甚精。长征时经常通宵不睡，第二天在马上打瞌睡，轻易也不会从马上摔下来。这次他怎么竟会从马上摔下来而受伤呢？”邓颖超不得其解，她恨不得马上飞回延安，去了解恩来受伤的详情，在他身边照顾他。于是，她发电请示中央，要求同去苏联，以便照顾。中央立即复电同意。
于是，邓颖超乘汽车回延安。
邓颖超轻手轻脚走进窑洞，只见周恩来的右手用两块夹板吊着，正用左手在批阅文件。她默默地往前走了两步。周恩来一抬头，见是她站在面前，不由得高兴地站了起来：“喔呀小超，你回来得好快。一路上平安吧！”邓颖超用手轻柔地抚摸着周恩来的右臂，柔声问：“你伤势怎么样？疼得厉害吧？医生检查都说了些什么？你到底是怎样从马上摔下来的？”周恩来笑了笑，转移话题：“你赶了几天路，快坐下歇歇吧。”
周恩来忙着用左手去给她倒水，邓颖超将他按坐在椅子上，自己倒了两杯开水，送给周恩来一杯。她几口将水喝光，这才发觉口渴得厉害，浑身酸疼。她忍住不说，只是盯住周恩来。他的胡子已长得好长好长了，脸色憔悴，双眼深陷，料想他伤重疼得厉害。随后，周恩来简单地讲了一下受伤的经过，还说是自己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的。
到莫斯科疗伤
8月27日，大家聚集在延安东门外的简易机场上，为周恩来送行。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恩来回来时，能看到他伸出一只挥动自如的右臂。
飞机快要起飞了。正在马列学院和母亲任锐一起学习的孙维世骑马赶来，缠着邓颖超要求带她去苏联学习戏剧理论和导演专业。邓颖超很喜欢这个娇憨的养女，也同情她要求出国深造的志愿。周恩来微皱眉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泽东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高兴地手举着毛泽东的批示又策马奔回机场，穿着草鞋，随周恩来、邓颖超上了飞机。
同行的还有王稼祥、陈昌浩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先飞到兰州，然后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起前往。
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就是将讨厌的瞎指挥红军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二是去看望贺子珍。
飞机将周恩来一行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等苏联派飞机来接去莫斯科。迪化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极为重要，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公路和阿拉木图至兰州的航空线运送。鉴于新疆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
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指战员、长征时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战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向他们介绍内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为了和缓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几次会见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盛世才当年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党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军到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等人代表共产党与盛世才协商，并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建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结构的两层楼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路过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顾左右而言他，此事后来便没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没有实现，便直接跑到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围拱苏联的安全，立即让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38年2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还有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担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员。毛泽民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在整顿财经、税收，改革货币、金融，稳定新疆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都曾在新疆讲学和办报、演出。
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盛世才心知肚明，所以，只一年，他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自恃自己势力坐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与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平起平坐的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刻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形影不离，不敢有丝毫松懈。
第一次见面盛世才还算斯文，设宴欢迎，邀请了杜重远作陪。席间，周恩来向杜重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表示要亲自讲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面4次，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脸面，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并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地表态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满马上召回。”
1939年9月14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机场迎接周恩来、邓颖超一行。当日，周恩来立即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检查和治疗。邓颖超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住的留克斯大旅馆。在莫斯科，她高兴地见到了蔡畅、杨之华、贺子珍，还见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苏联政府派了七八名专家给周恩来会诊和治疗，当他们了解到延安的治疗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个个摇头晃脑无法想象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对医疗方法失当给病人带来的不应有的痛苦感到遗憾。
3次会诊之后，他们认为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复杂，凭他们的医术完全可以使这位中国党的领导人恢复健康，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动两次手术，花费时间要长一些。这个方案即使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个方案，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会很理想。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方案。
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采用第二方案。他衷心地感谢苏联医生，但考虑到国内的工作在等着他，毅然决然地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别的就无需考虑了，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9月19日，施行手术。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拆线，经检查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这种治疗过程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
在治疗过程中，周恩来心里惦记着的还是工作。任弼时的秘书、翻译师哲去看望他，他还在忙着阅读什么，师哲疑惑不解。周恩来忽然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反问：“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周恩来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因为他对医疗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减轻了。
看到自己的伤情无法达到以前想象中的痊愈，周恩来趁邓颖超一时不在身边，就想请任弼时给延安发电报，请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妥善处理江青的事，请求毛主席不要责备江青，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张闻天接电后亲自安排江青随同马列学院学生去农村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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