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被开除出党，与其强硬甚至偏激的个性不无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推举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此后至1927年7月，他曾任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七年间风云激荡，革命斗争既激烈又复杂。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行，以及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敌人的斗争，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莫不与身为中央领袖的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他与共产国际陆续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所以，这些人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这也为他早早下台，以至被开除出党，埋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当年9月，陈独秀在广东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20余万（元），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当即与马林发生冲突，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为何诬赖别人！”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关系闹僵，马林也是有责任的。当他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他被劝才与马林在上海见面时，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和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他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现得十分消极，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

1929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见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许多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似觉找到了精神寄托，渐渐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企图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陈独秀不听，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此时的陈独秀已听不进任何劝告。

正如陈独秀的老朋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陈独秀根本不顾忌这些。

客观地说，陈独秀独特的个性使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

鲁迅是有傲骨的人，他也认为陈独秀非常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同时鲁迅又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独秀待人处事的方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