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博学多艺，会为一字争得面红耳赤

陈独秀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之初，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豪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并“制造中国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

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000册，版税很快花光。他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但他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由于1937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在狱中，很多人慕他名气大，字写得好，纷纷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平时他潜心研究文字学。当时，江苏南通有位程老先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文字学家。1937年初，他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３月又在该刊上看到连载的《实庵字说》，于是不辞劳苦，亲赴南京监狱，探望这位“知音”。陈独秀也非常高兴。一回生，二回熟，谈了几次，两人所见略同。于是互相交换著作、文稿，然后，两人推心置腹，侃侃而谈。

起初，双方都心平气和，各抒己见。突然，两人为了一个“父”字的解释，激烈争论起来，闹得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几乎动武。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人家行事。”而那位程老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陈独秀说他不通，程老先生也说他浅薄，两人谁也不服谁。同狱室的濮德治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该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程老先生听了这首打油诗，笑了；陈独秀则嬉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德治笑着说：“我岂止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无知。”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