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生活穷困潦倒，却坚守自己的信条

出狱一个月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怎料武昌公安局局长蔡孟坚常来“光顾”，假以嘘寒问暖实则盘查诘问，陈独秀非常厌烦和憎恶，遂迁汉口德润里暂住。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又从武汉迁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寄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改住到上石板街的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

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特务不断骚扰，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还是在南京蹲大狱时，他就静下心，作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他的这方面专长，在知识圈内人人皆知。所以，国立编译馆即时约请他编著文字学专著，并预支5000元稿费，这成了他重要的经济支撑。不久，高血压引起的脑疼痛，使他不能握笔写作，以文赚酬的谋生手段，受到严重影响，只好靠亲友的接济。一向孤傲、清高的他，此时的心情是感动而复杂的，也是极不情愿的。再贫困，他也要坚守原则：“素无知交者”的钱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政治立场不合者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无功不受禄”。

一位叫“晋先生”的人，与陈独秀素无交往，却先后资助陈2200元。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朱家骅赠送的一张5000元支票，被陈独秀拒绝。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陈独秀再次拒收。中共叛徒任卓宣（即叶青）汇给陈独秀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并愤然道：“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罗家伦、傅斯年曾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他们的钱他也没收，弄得二人很尴尬。两人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义，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 的收据”。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