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被捕后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让辩护人尴尬

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以后，被托派选为总书记，专心做起了托派工作。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九一八”事变后，他调整策略，把斗争的重点转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

陈独秀因有前三次被捕的经历，对被捕早已等闲视之。当他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在被押往南京的京沪列车上，他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车到南京时还未醒来。

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竟要起他的字画。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欣然接受。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要墨宝。一时间，大家都忘了他是囚犯，而他自己似乎也忘了其处境，诗兴大发，一一应允，挥毫题赠，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辩护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他最终接受了章士钊。章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两人曾合作办过《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后来，由于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两人便分道扬镳。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不计前嫌，再次站到了一起。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庭后，开始审理。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他极力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真可谓煞费苦心。

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毫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辩护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耻辱。他一贯认为托派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托派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他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国民党一条道上的人。因此，在章士钊辩护后，他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这使章士钊连连苦笑，一时尴尬难言。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陈独秀自己写的《辩诉状》。在文中，陈独秀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不如早日下台。同时，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