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李先念【2】

60年代初期的相互配合

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这时，同为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陈云和李先念领导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他们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道，让中国经济渡过了难关。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陈云和李先念配合得非常好。从目前查阅到的史料来看，那一时期，陈、李二人几乎每周都要长谈几次，或者二人单独谈，或者二人一同到周恩来处谈，主要是谈如何调整经济，如何整顿，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做好粮食、外贸、财政等工作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六项措施之后，李先念对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962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李先念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陈云担任组长，李先念为成员，二人在经济工作中相互交往就更多了，配合得更加默契了。通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二人的相互配合，陈云对李先念的理财能力更加欣赏。

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不谋而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和李先念都受到了冲击。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陈云和李先念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进入1976年，十年动乱已经进入末尾，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对极左那一套看得很清楚，更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憎恨。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之时，陈云和李先念在对待“四人帮”这一重大问题上，不谋而合，形成了共识。

当时，陈云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处在闲置状态，处境也并不好，但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就不能不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从1976年9月下旬到10月初这段时间里，王震受叶剑英的委托，多次到北长街陈云的家里，与陈云研究如何粉碎“四人帮”的问题。陈云一开始提出的设想是：可以考虑通过党中央开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陈云在仔细研究了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后，认定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没有把握顺利解决“四人帮”问题。陈云又设想了由华国锋亲自出面，通过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的办法，把“四人帮”调开，一个一个分别解决的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既能够顺利抓捕“四人帮”，又合乎党规党法，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应该下不为例。陈云的这个设想，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想到了一起。10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派人请陈云到西山他的住所面谈。考虑到当时局势复杂，自己也面临着极大危险，陈云在临行前，把自己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儿子陈元。他到西山，和叶剑英一起共同商谈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他还向叶帅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支持华国锋、叶剑英等尽快下决心。

李先念在周恩来逝世、全国掀起批邓风潮时，就请了病假，在家休息。毛泽东逝世后不久，李先念原定要到外地去治病，但华国锋对他说，希望你不要走，希望老同志能留下来支持我。李先念听华这样说，就决定留在北京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开始重新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9月中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向华逼宫，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准备三中全会报告，逼迫华交权。李先念坚决支持华国锋，使华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方式上，又一次与陈云不谋而合，他也持这样的观点：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要由华国锋出面做决策，这样合理合法。当时，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对“四人帮”的态度如何，事关重大，而了解陈锡联的态度，和陈锡联谈心里话，李先念是最合适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原因。陈锡联参加革命后，其母亲遭到反动派的迫害，房子被烧掉，粮食被抢去，陈锡联的母亲只好流落街头，靠讨饭度日，反动派还不准其离开当地。李先念到河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时，听说陈锡联的母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受苦受难，便专门派人去陈锡联的老家，把陈锡联的母亲接到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来供养着。直到全国解放后，陈锡联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使陈锡联一直对李先念十分感激，因此，二人关系一直很好，陈锡联是听李先念的话的。有这层关系，李先念就多次接触陈锡联，有意试探陈锡联的口气，并做陈锡联的工作。当他确信陈锡联对“四人帮”不满时，心中有了数。有一天，他调车，说是到香山植物园去看看。当车子开到植物园附近时，李先念突然命令司机调头，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处。李先念见了叶帅后，向叶转达了华国锋关于设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并告诉叶帅，陈锡联完全可靠。叶帅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专门驱车进城，先后找华国锋、汪东兴，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李先念得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经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之后，请华国锋搬进中南海里去住，此后的数日里，李先念与华国锋、陈锡联、吴德，借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每日在一起反复商量粉碎“四人帮”的细节。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此过程中，陈云和李先念不仅不谋而合，而且都立了大功。

在 “听反面意见”上的共识

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经济建设问题。这次务虚会，是在中国出现经济“洋冒进”的情况下召开的。陈云和李先念都对“洋冒进”十分担忧。那时，陈云并未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但由于他过去是长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意见仍是十分重要的。而李先念那时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经济的领导人。李先念感到，开这样的务虚会，光是听赞同的意见还不行，还要听听反面的意见。但对这一认识，李先念感觉没有把握，就去请教陈云。陈云明确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的意见，务虚会也不必匆忙结束，可以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陈云的这番话，实际上正是李先念所要说的，二人又一次想到了一起。李先念按照陈云的这一意见，决定国务院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反对的意见。

由于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了反对“洋冒进”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避免了全国经济大的比例失调情况的发生。

计划、市场问题上的共同观点

陈云和李先念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观点也一致。上世纪70年代末，鉴于当时中国经济的状况，陈云和李先念都考虑到，应当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把经济搞活。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谈到这件事情。他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都由商业部门收购不行。要允许工厂自销，也可代销，实在不像话的要关一批。

李先念谈的，实际上就是他与陈云的共同观点。陈云在1979年3月8日撰写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实际上把他和李先念的共同观点都概括了。陈云在这个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