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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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李先念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二人，对国家大事，总是能想到一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共同观点。他们二人之间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星星峡奠定友谊基础

陈云与李先念最早相识，是在红军长征结束以后，他们二人共同认为，他们友谊的起点，是在新疆和甘肃交界的星星峡。

陈云与李先念是怎样在星星峡奠定友谊基础的呢？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击，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参加了西征，称为左支队，西路军在西征途中被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围攻，遭到惨败。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孤军奋战，后奉中央命令，于1937年4月走出祁连山，向新疆进军，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仅剩下400多人。这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在莫斯科工作的陈云、滕代远到新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李先念和他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经过长时期艰难作战，九死一生，终于来到星星峡，当见到陈云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迎接他们时，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李先念握着陈云的手，二人都激动不已。这一次陈李二人握手，也成了他们友谊的起点。陈云在星星峡对李先念及其率领的400余人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安排。陈云见到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西路军指战员后，非常心痛，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有什么话以后慢慢说，你们现在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吃好饭，二是睡好觉。陈云让代表团的同志把准备好的衣物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羊肉，让战士们煮了吃，同时，把一批从苏联带到新疆的白糖和烟发给战士们。陈云见这400多人的枪支不全，子弹不多，几乎没有了给养，便给盛世才打电话，要求他再用飞机空投一批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来。盛世才派飞机分两次给西路军左支队这400多人空投了枪支、弹药、粮食、衣服。在陈云的细心安排和关怀下，李先念等400多人很快就恢复了体力。为了鼓舞士气，李先念请陈云给全体同志讲话。陈云在讲话中说：你们经过这么多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得不成样子了，不投降敌人，还团结在一起，能够跑到这里来，是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陈云的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李先念代表全体同志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革命到底。陈云安排李先念所率这400多人到新疆省会迪化休整，还派教员，教这些人学习文化，开装甲车，学开飞机，为他们在日后成为军事技术人才打基础。后来，李先念对陈云在新疆接待、安排他们这件事情，没齿不忘，多次提到：在新疆，是陈云接待和安置的我们，是陈云指出了军队学习先进技术的路子。

在新疆迪化，陈云与李先念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二人相交相知，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点，从此奠定了二人友谊的基础。

陈云与李先念经济仗的打法惊人地相似

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领导新生的人民政府同捣乱破坏的资本家打经济仗。稳住了上海的市场，稳定了人心。在同一时间里，担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也在中南地区同资本家打了一场经济仗。令人惊奇的是，李先念与陈云相处两地，并未交流，可是，二人经济仗的打法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先后同资本家打了银元之战、粮食之战、运输之战、抑制通货膨胀之战、稳定物价之战等战役，稳定了市场和人心，使当地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李先念当时比陈云多抓了两件事情：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剿匪。

陈云听到这一情况后十分惊奇，他在1949年8月25日从上海启程回北京的途中，路过南京，专门下车了解了李先念的做法。他对李先念的做法十分赞赏，同时也对李先念下一步工作方针提出了意见。陈云走后，李先念按照陈云的意见，继续抓经济建设，抓社会稳定，使中南地区很快就成为南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这件事，陈云与李先念之间的相知，又加深了一步。

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和李先念都挨了批

1954年，中央决定从地方做出成绩的优秀领导干部中抽调一些年轻者，进中央当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以后逐步培养为中央党政领导人。中央在考虑财政部长人选时，感到比较难选。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能打仗，在白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也主要是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真正懂得经济的人极少。此时，陈云想到了在湖北打经济仗打得好的李先念，认为李先念是当财政部长的合适人选，向毛泽东推荐李先念。李先念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人选便确定了下来，李先念于1954年5月去北京赴任，从此，二人同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工作，而且都在财政经济领域里从事领导工作。1954年9月，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财贸办公室主任，而陈云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因工作关系，两个人的交流就更多了，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得也很好。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看法也一致，而且，二人都成了经济专家，名列“经济四大名旦”之中。

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冒进的问题。陈云和李先念都发现了这一问题，二人都主张反冒进。陈云针对冒进提出：经济建设中要反对急躁冒进，要坚持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提出要防止冒进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赞成。李先念则针对冒进问题十分明确地提出：“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现在出现基建投资猛增的情况，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应该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1956年下半年，围绕着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价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央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争论中，李先念坚决支持陈云关于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我们在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方面有若干冒进，这是不行的。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

但是，毛泽东却对反冒进有不同的看法。1957年底，毛泽东在决定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开始批判反冒进，陈云、李先念都是毛泽东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批评陈云的话是很厉害的，他针对陈云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毛泽东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

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几次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甚至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李先念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李先念的汇报。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李先念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和李先念都挨了批，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在经济建设上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