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3】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

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为实施好这个计划，11月下旬他前往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12月初，他又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其时，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导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引起了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右派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究竟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

这年的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因而会议提出，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而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却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说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的减租减息，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会议基本上按照陈独秀和鲍罗廷的主张通过了决议”。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在此时，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电请他回湘给予指导，于是，他从汉口到了长沙。参加完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他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办了一个短训班，并作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短训班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动身前往湘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月4日至9日，毛泽东来到湘潭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在县城，他召集了农协、工会、妇联、商联、青年等组织的负责人开座谈会，了解农民组织起来的情况和斗争土豪劣绅的情况。回到韶山时，他发现此时的情形与1925年已大不一样了：祠堂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址，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过去神庙里有很多游民，现在也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民协会，有的在劳动。而且妇女也来开会了，甚至她们还要坐头席，过去她们不能进的祠堂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进了。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他了解到，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50多，活埋4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1月9日至14日，他到达湘乡，首先来到外婆家的唐家圫，并将舅父、表兄弟和一些老农请来座谈。在县城召集农协负责人开调查会，他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么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等等。他还多次邀集农协、工会、妇联、商联、青年等组织负责人座谈，并邀请一些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听取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意见。他了解到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民协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还了解到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10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1月15日至23日，毛泽东到了衡山县。在白果乡，他发现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对此也无可奈何。在福田铺开调查会，了解福田农民运动的情况；到宋家桥走访农户，找开明绅士座谈，了解他们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在县城详细了解了农民武装的情况。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将他的调查情况详细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了报告，并到长沙郊区作了一些考察。

1月27日至2月3日，毛泽东前往醴陵考察。在这里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农民运动情况的汇报，研究如何加强对农运的领导、扩大农民运动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的问题。他了解到，这里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他还了解到，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同时又把儿子送到仇视农民运动的何键第三十五军当兵。

2月4日，毛泽东又回到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认为农运过左的错误。在这年的2月，中共湖南区委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运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