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汉。16日，他将考察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提出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应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应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还提出，贫农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应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以应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

与此同时，毛泽东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3月5日，报告最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刊登。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开始刊载，后由于陈独秀的反对被迫停止。4月，在瞿秋白的支持下出版单行本，由汉口长江书店印行。瞿秋白亲自为该书作序，热情地赞颂了农民运动，驳斥了污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号召广大革命者要为农民说话。瞿秋白在序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了这个报告。

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指出，革命党人必须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他强调“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他还充分肯定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毛泽东还特别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他还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强调共产党人应站在前面领导农民运动。他强调：“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诚然，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枪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作法容易失去社会的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到不便”。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也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

毛泽东所作的考察报告，其主要目的是指向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与抨击，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恨”还是“糟得很”，但在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也确有不妥之处。比如，把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无业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又如，《报告》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观点，也有些绝对化，特别是在提出反右的同时，对于防“左”没有引起注意。回过头来看，从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兴起到其后的退潮，固然有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也与运动中那些过左行为失去社会同情不无关系。

随后，毛泽东在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学员系统地讲授了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内容，学员们深受鼓舞，纷纷把考察的精神函告家乡。方志敏从武汉回去时，“把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手抄本）带回江西，向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农民运动的领袖、骨干分子作了详尽的传达，并组织学习”。“在毛泽东同志农运思想的影响下”，“方志敏同志组织和领导的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湖北直接受到影响，全省农协会员由3月份的80多万人，猛增到6月份的250万人。在此期间，农民武装迅速发展，土地斗争也逐渐由减租减息、抗租抗息进入到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的斗争，有些县的一些地主被迫交出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热情赞扬了农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从而把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通过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看到了农民中所蕴蓄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为其后来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