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生产车间“蹲点”
1969年11月下旬至1970年2日，陈云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铸工车间木模二班“蹲点”。一到车间，陈云与每一位工人握手，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参加工作时间，并要求班、排安排工作，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就只听你班长的指挥了。”年轻憨厚的班长望着满头银发的陈云，不知所措地搓着双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半晌之后才说出一句话：“欢迎，欢迎老首长到我们班来参加学习。”望着这位全国人民深深爱戴的老人，工人们心里已是感慨万千，谁也不让他干体力活。于是，陈云每天上午准时来木模二班参加学习，风雨无阻。
陈云衣着朴素，冬天穿一件棉布军大衣，春天着一身深灰卡其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对工人非常随和，平易近人，说话实在，语言幽默风趣。和他在一起，工人们如同过节一样，心情轻松愉快。他初到一个班组，总是要工人们随便一些，不要把气氛弄得很紧张。一次，他问福建籍工人林久珍是哪里人，小林心情紧张，竟错答成“江西莆田人”。陈云听后，哈哈大笑，拍着小林的肩膀说：“如果你是江西莆田人，那这里就是福建南昌市了。”几次类似的情形之后，工人们不再拘谨了，他们和陈云亲密无间，无话不说。后来，工人们都发现，陈云到哪个班组，哪个班组就笑声不断，气氛热烈。工人们和陈云多相处一天，就多一份知识，视野变得也开阔起来。
一次，一位青年女工在发言时讲南昌话，声音又小，这下可难住了陈云。他特地起身，坐到这位同志的身旁，笑着用手拉着自己的耳朵风趣地说：“南昌话比上海话难听懂，请你讲慢点啊！”大家都被陈云的风趣逗得哄堂大笑起来，那位青年女工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还有一次，陈云在一个班组参加会议，正巧同组有一位工人师傅身体健壮魁梧，面色红润，发言时声音洪亮，又天生长得一副笑脸。陈云在会议结束后便走上前去，握着这位师傅的手，朗声说道：“老师傅，你满脸红光，见人总是笑呵呵的，一定可以活到100岁！”老师傅一听，兴奋得脸色涨得更红，一时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同志见此情景，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陈云在木模二班学习，正逢“斗私批修”的时候，每人从8岁讲起。他以班组普通一员的身份，先后讲了4次话。他讲了自己的出生地，讲了在商务印书馆的学徒生活，讲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讲了35年前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工作，讲了红军长征，讲了张国焘危害革命、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如何挽救革命，讲了对日作战，讲了解放战争，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工作，讲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建……他衷心拥护毛主席，把功绩都归于党，归于毛主席。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不论到哪个班，他先要班长写一份全班同志的名单，然后逐个对照着问是哪里人，哪年参加工作。第二次见面，他就能一个个叫出名字。有一次，离开锻工班一个多月后，回到锻工班来看望工人们。他一个一个叫着工人的名字，最后问到还有哪两位没在，大家都非常惊讶，65岁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赶忙把这两位工人的去向告诉他。
“你的记性真好！”马骏很佩服地说道。“我像你这样的年龄时，能记2000人的名字。”陈云笑道：“这大概是过去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为了保密，很多事，特别是人名都只能用脑记的关系。另外，要做群众工作，带领队伍，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要知道，马骏在这个厂里工作，他还不能完全叫出工人的名字——正因为这样，开座谈会时，马骏手中总拿出一张出席者的名单。
锻工班学习的地方是集体宿舍，每逢学习，大家分坐在4张单人床上。工人们听说陈云要来参加学习，特地找来一把旧木沙发，修好后给陈云坐……陈云每到一个班组，这个班组的同志就为之自豪。在工人们心目中，陈云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人，又是一位豁达、开朗、慈祥、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诲人不倦、胸襟开阔的长者。
陈云有时坐汽车去南昌市，在路上，只要遇见化工厂的人，他都要司机把汽车停下，让他们上车。
一次，在车间“蹲点”时，陈云看到一个老工人突然不说话了，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就走到他身边问他：“老师傅，最近有什么事吗？”老工人看到“老首长”这么关心他，就说：“最近，厂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诬告是我写的，我说不是，可别人不相信。厂里要我反省，还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办。”陈云听后对他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最后问题总会弄清楚的。”老工人听后，心里感到踏实多了。不久，厂里查明“反动标语”不是这个老工人写的，是厂里一个小孩子写着玩的。当这个老工人再次见到陈云时，满含热泪地向“老首长”表示感谢。
班组里有的工人在陈云面前抱怨工资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涨工资。陈云开导大家说：“加工资要根据国家财力，要看生产有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比如一只茶杯5角钱，如果加了工资在同样的时间里还是生产一只茶杯，那这只茶杯就要涨价了。所以加工资后只有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两只、3只、4只、5只同样的茶杯，钱才能不会贬值。”
对企业中大手大脚的浪费现象，陈云很重视。一次，他到容器车间看到地上撒了很多电焊条头，便对陪同的同志说：“这太可惜了。能不能把这些电焊头收集起来，加工成铁链头？农村需要这些。”在机修车间机电班，他看到许多废弃的旧漆包铜线，很心痛。他问：“能不能造一台机器，将报废的旧漆包铜线一根根地接好，拉细拉长重用？”听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仍不灰心，为此还专门到江西电机厂去了解过。他多次对工人说：“小偷、小摸、贪污，法律都可以管，铺张浪费几千几万法律管不了。要通过立法把浪费管起来。”“我们国家大，底子薄，要处处注意节约。”他总是告诫职工要勤俭办厂。
很快, 陈云就熟悉了厂里的生产流程，能够一口气报出各车间负责人的名字。他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他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轮流参加，连汽车队、食堂也去，广泛地接触工人。
“蹲点”期间，陈云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除了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时间总是到各生产班组了解生产情况与质量情况，一有空就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工厂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陈云的脚印，每个车间班组都闪动着他的身影。
一天下午，铸工车间正在开炉。熔化炉上的鼓风机雷鸣般地轰响着，通红的铁水不断注入铸件型腔中。车间到处铁花飞溅，烟雾迷漫。这时，陈云又来到车间，警卫员赶紧支好工人们为他专门做的帆布折叠椅，陈云坐下，兴致勃勃地观看浇注的全过程。
工人们见陈云来了，都围了过来，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的坐在地上，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陈云兴致很高，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陈云见围在四周的工人中有一位女青年个子特别高，他笑着用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你的个子比我高得多。当知道这位女青年来自上海、是厂女篮主力时，他高兴地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工人中顿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他又看见通红的浇冒口上放着几只搪瓷茶杯，觉得很奇怪。工人告诉他，因为工人劳动强度大，汗出得多，口渴，用浇冒口的余热来烧开水喝。陈云听了，把右手握成杯状，送到嘴边，头一仰，眼一闭，做了个喝水的动作。他的幽默动作引得身边的工人们笑得前俯后仰，陈云也开怀地笑着，笑声在车间上空久久回荡……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办公室主任马骏是组织上指定负责接待陈云的专职干部，每天到厂里来去都由他迎送，并由他具体安排在厂内的活动。厂里有什么事要与陈云联络，也是由马骏具体负责，有时还要到陈云的住所去商谈、汇报。马骏晚年回忆说：“陈云同志除到工厂各车间视察外，还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等，计200次。开会时，陈云同志习惯于静静地听人发言，几乎不说什么，偶尔提出一些问题。他还分别找原厂级、中层、一般干部、新老工人、退伍兵、现役军人、技术员、老师、医务人员、炊事员等个别交谈，100余人次。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找人个别交谈，他都是亲自记录。”
在厂“蹲点”期间，陈云每次会议都是准时到。唯独1970年4月间有一次原定参加食堂炊事班政治学习会，因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参加，他用一小块《红旗》杂志封面纸写了一张请假条，由警卫员送到厂里来请假。请假条上写：“马骏同志：今天下午3时食堂班组会，我因事不能参加，请假。明日食堂班组会，我准时参加，请告食堂同志。陈云 23日上午。”
1970年7月5日，陈云回北京休假，同月下旬回到南昌。因天太热，身体欠佳，忍受不了，他决定去福州避暑。除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之外，还给江西省革委写了请假条，说明去福州的原因，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才于8月4日动身离开南昌前往福州。
有一次下午，铸工车间安排大扫除，木模二班就没有安排学习，可是陈云不知道，下午还是赶来了。当班长歉意地请他第二天下午再来参加学习时，陈云叫班长伸出右手，他也伸出右手按在班长的手心上，两人翻手对拍了3下，然后陈云笑着对班长说：“一言为定，明天学习时间不变。”
在陈云来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后的第五天——1969年11月16日，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那天，马骏正陪同陈云在金工车间参观，忽然厂部有人找马骏，说是有要事，叫他马上去厂部。马骏心急火燎地赶到厂部，见到厂门口停着另一辆轿车，一问，才知道是程世清来了，要视察金工车间。
程世清为什么要去金工车间呢？事后才知，当时江西要生产某种武器，找不到合适的工厂承担任务。程世清听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有金工车间，便来看看是否具备生产这种武器的条件。也真巧，陈云在金工车间！倘若程世清来到那里，势必会与陈云照面。厂领导赶紧向程世清汇报。陈云正在那里，请示道：“见，还是不见？”程世清很干脆地回答: “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马骏喊来，要他设法让陈云“暂避”程世清。
马骏好为难。他又不便向陈云说此事。无可奈何，他只得说上楼休息一下吧，把陈云领进一个小房间。这时，程世清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避见”陈云，这清楚表明，陈云在他眼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
政治学习会上，工人们曾请陈云谈谈“党内路线斗争”，陈云连连摆手道：“我没有‘资格’谈！”他通常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几乎不发言。
当时，空气中火药味很浓，人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谈运动，谈革命，谈路线，谈政治，千篇一律，众口一词。谁要是试图标新立异，越雷池一步，便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被当作批判的“靶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抓生产却要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学文化、钻技术要冒“走白专道路”的风险。然而，陈云每到一处，就要讲生产，就要大家研究生产。有一天，他找两位同志谈话，疑惑地问：“你们这里是否研究生产？我参加了73次会，没听你们讨论过生产问题。”他特别注意经济工作，经常提出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在金工车间，他问车间一位负责人：“你们什么时候开生产会？”这位负责人知道陈云问话的含义，为了不令他失望，只好含糊地回答：“我们一般晚上开会研究生产。” 陈云马上认真地对他说：“你们哪天晚上开生产会，通知我一声，我一定来。”
陈云既反对政治冲击一切，又主张生产要讲政治。1970年初夏的一天，他参加完厂生产会议后对生产指挥部参谋曹文威说：“你们什么时候开生产调度会，你通知我参加好吗？”曹文威说：“这种会是扯皮会、吵架会，扯个没完没了，首长你最好不要参加。”但他坚持一定要参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逢厂里开生产调度会，曹文威都提前通知他，他几乎是每会必到。
给曹文威印象最深的是，陈云在一个夜晚参加容器车间全厂生产调度会的情景。这次会议按照惯例围绕检查当月生产进度、零部件交接日期，以及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会上，几千个零件要对进度，找出未按进度交接的原因和定下必须最迟交付的时间。经常会出现有的车间调度员为零件加工的衔接问题推诿，争个不休。这样一来，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深夜12点多。在时钟指到10点时，曹文威对坐在旁边的陈云轻声说：“会还要开很久，首长回去休息吧。”他摇摇头，仍然静心认真地听下去。到了11点，曹文威又说：“会一时还完不了，您老还是回去休息。” 陈云还是不肯走。
会议一直开到12点半，结束前，曹文威习惯地说请首长做指示。平时，陈云参加全厂性的会议，是只听不讲话的，这次他破例地说：“现在已是深夜，很晚了，今天我要讲几句。曾参谋跟我说过，生产调度会是扯皮会、吵架会。我也主持过生产调度会，那是全国性的，也是扯皮会、吵架会。不过没有像你们这样，扯皮扯得这样厉害。你们这次调度会，本来就有两个小时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开这么长的时间？我看，就是缺少了点政治。抓生产要讲政治，要有政治头脑，要有全局观念。全局观念就是政治，你们这个会就是全局观念少了些，本位主义多了点，强调局部困难多了些。这样，全厂一盘棋的思想就淡薄了，讲全局、讲风格的气氛不浓了。我常讲，工厂的主要任务是抓好生产，但是，抓生产要讲政治，不能就生产抓生产，政治挂帅就是要体现在我们这些具体的生产实际活动中，不然的话，那就是口头革命派啦。我的这些话，供你们参考。”听了这些话，在座的人面带愧色，深感内疚，从此以后生产调度会开起来就顺当多了。
在生产调度会讲话后不久，一天下午，陈云又来到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同曹文威谈起生产问题。他说：“我看工人同志们整天很辛苦，经常加班加点，干劲也很大，可是，厂里每月的生产任务不是完不成，就是要留个‘尾巴’。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曹文威听后笑着摸后脑勺，不知怎么回答是好。接着，陈云说：“搞生产光是苦干还不行，还要苦干加巧干。指挥生产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攻难关。你们这个厂的生产特点，是品种多，单台非标件多，不像汽车厂那样批量生产。要学会在生产中抓主要矛盾，抓关键，这就像打仗一样，集中力量攻难点，攻碉堡，只要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这一席话，曹文威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只是低头沉思，哪些是当月生产的关键呢？从生产调度方面讲，应找出哪些关键零部件？陈云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又接着说：“你可以找老工人、老技师和技术人员来商量商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陈云简短的几句话，顿时使曹文威心里亮多了。
当天晚上，曹文威遵照陈云的话，找来老技师和生产技术组的同志一起座谈讨论。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把加工复杂的零件、工序周期长的零件、需要设计夹具加工的零件，以及需要外协加工的零部件，列为当月关键零部件。然后，在这些零部件的工号上做好标记，在布置生产任务时请各车间重点去抓，同时落实专人跟踪负责到底；平时到车间和开调度会也重点查问这些关键件的生产进度和存在的问题。曹文威后来回忆说：“这样一来，从机关到车间，大家心中明确了当月的重点和关键，齐心协力去抓，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也感到忙而比较有序了。”
在金工车间“蹲点”时，陈云发现金工技术要求比较高，而班组却不安排技术学习，他就公开建议：每周至少安排两次生产技术课，让工人自学规定的技术课本，请厂里技术人员讲课。金工班的班长果然接受了陈云的建议，每周安排了两次技术学习。
1970年5月24日，陈云参加容器车间划线班学习后说：“你们班的会开得很好，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谈成绩又讲缺点。这样的学习会，我不是95%，也不是98%，而是100%赞成。”他每到一个车间，总要了解生产组织、工艺、材质、牌号、性能以及操作时要注意的问题。他常对工人说：“不研究生产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不能一天停止生产。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搞生产，那我们吃什么？”他认为要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在金工车间强调指出：“职工学习结合业务太少。大破大立，要破也在立。立就是要搞生产，发展国民经济。”
一次，陈云了解到生产的小化肥成套设备出厂以后化肥厂的同志来厂要求派人去返修的情况，便找到生产指挥部说：“工厂抓生产要讲质量，你们厂里是生产化工、炼油设备的，质量第一。讲究质量须从每个零件加工抓起，不合格的零件不能转到下个工位，不合格的部件不能组装，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同时又说，“厂里生产任务这么紧张，老工人又不是很多，现在还要派人去返修设备，这样既耽误了生产，又影响了厂子的声誉，加上旅差费、材料费、工时费等等，损失可大了。如果平时生产重视了质量，对每个零件、每台产品把住了质量关，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要经常教育大家，脑子里时时要有质量这根弦，在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这不能说是‘管、卡、压’，这是对人民负责，对工厂负责的表现。出了质量问题，要组织大家分析找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召开质量现场分析会，这是一种活生生的质量教育。还可以举办车间废品展览会，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嘛！”
陈云还强调：“搞生产没有制度不行，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管、卡、压’，不能破除。毛主席说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说要破除所有的规章制度！现在把厂里的规章都说成‘管、卡、压’，统统一概废除，那怎么搞生产？一个工厂没有章法，怎成方圆？我14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那时馆里有个规定，裁纸要两手的手指弯曲，手背向前推纸，不能平伸着手去推纸，否则机器就会将手指头截断。”陈云一边说，一边做手势比画着：“这可是老工人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安全操作规程，像这样的制度能破除吗？你们厂现在一些安全生产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工艺操作规程都破除了，这怎么能搞好生产呢？”
这些话，尽管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难以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在以后的工作中，渐渐有所重视。
还有一回，陈云在一个车间看到有的工人在上月“完工”的产品上作业时，随口问生产指挥部的负责同志：“这些产品上月不是已完成了吗？怎么工人还在上面干？”身边的负责人不好意思地解释：“每月生产统计报表的截止日是当月最后一天的12点，如果超过了这个截止时间就该统计在下个月的报表。这几台产品只剩下个尾巴，要不了半天就完工了，上个月不统计报上，月计划任务就没有完成。”
陈云听到这里，严肃地说：“搞生产是硬任务、硬指标，统计数字要准确无误，不能带水分，一点也不能虚假。我们国家1958年的浮夸风，教训十分惨重。不要以为下面基层虚报一点没关系，可到了上面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这会害死人的。”
看到这位生产指挥部负责人点头不语，陈云稍稍放轻自己的语气：“订生产计划，工人们加班加点完不成，这就要考虑计划订得是否合理！我们订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就像一个人摘桃子，站着伸出手就摘到了，说明计划指标订低了；伸着手跳起来能摘到，说明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如果跳起来都摘不到，说明计划指标过高。他费了很大力气还摘不到，他就不会去摘了。这样，就会挫伤干部、工人的积极性。我们订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比如1个月可以完成100吨任务，订计划时，指标定在90吨或95吨，留有5—10吨的余地，让下面有产可超，这样的计划是鼓劲的计划，是鼓舞士气的计划。”一番话，说得这位负责人连连称是。
1971年7月的一天，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李赤接到厂部电话，被告知陈云要找他谈话。李赤原是管生产的副厂长，“文革”开始后就被打成“走资派”下放车间劳动，后来在一个连当副连长。听到首长找谈话的消息，李赤又惊又喜，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见面后，陈云高兴地握着李赤的手，示意他在自己身边坐下。随即，李赤说：“首长找我有什么事？”陈云笑了说“不急”，接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纸扇递给李赤。接过纸扇，一股暖流涌上李赤的心头，使他心里甜滋滋的，紧张的心情迅速缓解。
稍顷，陈云问李赤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在工厂干了多少年，等等。李赤一一作答，又补充说：“我在东北就认识您。”陈云不由得问了一句：“哦，你也到过东北？”
“我原在新四军三师，在黄克诚同志身边任警卫员。抗战胜利后，我们部队开赴东北，成立西满分局，我又调到李富春同志身边当警卫员。我随李富春同志到哈尔滨东北局开会时，见过您多次……”陈云一听，乐呵呵地笑了：“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你认为工厂实行军事建制行不行？好不好？”李赤听后心里一怔，这是一个触及政治的大问题，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彪定的。讨论这样的问题需要胆识，还要有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的勇气。既然陈云提出来了，李赤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应该说真话。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工厂搞军事建制不行，更谈不上好。”
陈云又说：“为什么不好，你详细说说你的理由。”李赤根据自己在工厂工作10多年的体会，讲述了个人的想法：“最大的坏处是在实行军事建制后，把完整的生产车间等改为营、连、班组织形式。把企业管理、规章制度、生产秩序都打乱了，生产指挥系统失灵，给生产上造成严重的混乱状况。一个工厂企业的好坏，主要是靠科学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靠命令、压力和喊政治口号所能代替的。”
陈云“哦”了一声，“你讲得好，那你讲讲企业管理怎么搞。”李赤又讲了一通。之后，陈云高兴地说：“你讲得不错，尤其是敢讲真话，你真是个搞生产的行家。”接着，陈云讲，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内容包括很多，简单地把军队那一套搬到工厂是行不通的，工厂的生产组织，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工种要互相配合；工厂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改善职工的生活，既要强国，也在富民。陈云这种精辟的见解，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在那种环境下无法得到采纳。
陈云与工人坦诚相见，同时要求大家也要讲实话、讲真话，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陈云问一位青年工人如何看“文化大革命”，那位青年工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损失最小。” 陈云语重心长地说：“你讲的不是心里想的话，青年人要讲真话，不要说假话。”那位青年工人承认自己确实不知道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这话是从报纸上学来的。
陈云平时与工们谈笑风生，爱和工人开玩笑，甚至根据工人的长相特征取个有趣的外号。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保持特有的沉默。每次政治学习前，两个“敬祝”是必不可少的。当大家挥动语录本“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他总是紧抿着嘴唇，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开会呼喊“打倒邓小平”时，他一声不吭，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卫星发射回来的《东方红》乐曲。陈云正好在厂里，他让司机把小轿车的收音机打开，工人们围了过来，倾听卫星发回的乐曲。有工人问：“人造卫星为什么会放音乐？”陈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应该上天了！”
对工人提出的问题，陈云都及时答复，有些不便直言的，婉转回避，尽可能不使工人们失望。有的青年工人好奇地问他我国究竟有多少军队，陈云脱口而出：“7亿人民7亿兵嘛。”说完，与工人们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次，在铸工车间木模二班学习会上，陈云从桌上拿起老花眼镜戴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药瓶子，从里面倒出两粒小药丸，放进嘴里。轻轻地咳嗽了几声，陈云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到你们班参加学习以来，对班里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知道班里有青年学生、有退伍军人、有下放干部，还有老工人，但是班里的老工人少，青年工人多。”说着，陈云看着班里的年轻人，问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前些年在学校里都是红卫兵，你们觉得红卫兵怎么样呀？”
陈云停了下来，深邃的目光看着大家，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因为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上纲上线，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对这样敏感的问题，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大家都不言语，会议室内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突然，陈云语气激动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社会上冲冲杀杀，他们抓我游街，还抄了我两次家。我身体不好，游街不能游完规定路程。每游到一半，我就停下来做个记号，第二天又从这里接着游。后来，是周总理保护了我。”讲到这里，陈云的语气渐渐转为平和，思绪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陈云又接着说：“你们班里的这些小同志，昨天在社会上还是造反有理，今天到工厂里来能够安心生产，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啊！”说着，他用慈祥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青年工人，并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青年工人文化程度都很高，你们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初中生、高中生花多少钱吗？”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陈云见没有人回答，便伸出手指头，说：“要花数千元钱呢！”稍停，他又加重语气说：“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管过经济的，我两手空空。”
说到这里，陈云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大衣口袋，说：“这些钱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来之不易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生你们、养你们的工人、农民啊！”同时，他勉励青年工人：“你们要学好技术，要热爱本职工作。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办工厂，也是从木模、翻砂、加工这样一道道工序干起的。人家工业发达了，国家就富裕，我们要努力赶上和超过他们啊！”
陈云的这番话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去了长期积压在人们心头上的阴云，听后让人感到鼓舞，感到精神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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