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黑云丽日

被迫“疏散”到江西“蹲点”

1966年8月，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严厉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向高等院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镇压学生运动。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11人，新增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但刘少奇由原来排名第二降为第八，朱德、陈云由排名第四、第五分别降为第九、第十一。邓小平虽然保持排名第六的位置，但和刘少奇、陈云一样，实际是“靠边站”了。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8月18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新华社的报道称：“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陈云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中山装，外面套了件夹大衣。毛泽东和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了简短的谈话。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乱抓乱斗时，周恩来大力营造保护干部的氛围，并取得了毛泽东支持，及时地制定政策、采取措施。这年8月29日夜，红卫兵抄查章士钊的住宅，章士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于第二天写下了1份应予以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常委、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与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等。陈云名列其中。“文革”后，陈云曾感慨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写的：“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此时，陈云称病，所以不再跟随在“伟大统帅”和那位“副统帅”后头登上天安门城楼。

“文革”前的一个冬天，天气很冷。周恩来到他的办公室一瞧，没人。哪儿去了？周恩来便一直往他的卧室里走去。推开房门，只见陈云背上围着一床被子，腿上盖着一床被子，膝盖上搁了块木板正在床上看文件办公。

陈云身体不太好，本来很怕冷。那次，就差几天即可以生火取暖了，可天气不饶人，房子里没火真够呛，没法坐得住。陈云愣是不点火，也不去打破生火的时间规定。周恩来见此情景，就对陈云说：“陈云同志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批准了，你生火吧！”可陈云却摇头说：“不行。”

周恩来又劝：“你身体不好，不要冻坏了身体，冻坏了更不合算。”陈云说：“我不能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当时，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制订，为了节约，规定每年11月15日前不能生火。

周恩来没有拗过陈云，回到家后对邓颖超说：“陈云同志真是个铁算盘！”

“文革”开始后，陈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晚上8点到周恩来那里，12点钟到毛泽东那里。他这时同周恩来自由交谈和见面的机会少了，更不能经常见到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同陈云在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并且设法保护了陈云。

陈云过去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新的感冒接踵而至。针对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他总是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加减衣服。进北京后，他十分注意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每次要大风降温时，都提前加衣服，以防感冒。于若木回忆说：“记得‘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大约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有一天我对他发牢骚说，批斗会什么时候到头啊，怎么没完没了？他听后回答说：‘火还会烧得更旺的，你给我准备一下棉衣棉裤，要准备参加群众大会挨批斗。’于是，我给他翻拆了丝棉袄和丝棉裤，都加厚了。他真是一辆‘木炭汽车’，开着开着就要出毛病，要经常维修，特别是很容易得感冒。”

1967年1月，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挑起一些造反派在北京街头贴出攻击陈云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又煽动一些造反派成立了所谓“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召集批判陈云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会议。他们声称“对陈云的大批判、大斗争，是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这一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击退当前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的新反扑具有重大意义”。

这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些造反派冲进陈云在北长街71号的住宅内抄家。陈云当时不在家中，生病住在万寿路新六所1号楼休养。家中只有二女儿陈伟华，于若木及其他的孩子都在干校或学校里住。造反派见没有抓到陈云，就把陈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面对这些人，陈伟华虽然很紧张，但到底没有告诉他们父亲的住地，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他们的提问。随后，他们又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打倒陈云”之类的大标语。陈伟华气愤极了，冲着造动派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后来，陈伟华被接到父亲的住地。她向父亲描述了被抄家的情景，陈云不仅十分镇定，而且还不时哈哈大笑，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8月，红卫兵又一次到陈云在北长街的住宅，这时的陈云同样在万寿路休养。红卫兵要把陈云的保险柜强行搬走，还要查抄他保存的评弹唱片和录音带，说是“四旧”要予以销毁。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秘书赶到现场说：“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许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冲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红卫兵依仗着有中央“文革”小组做后台，硬是不撤。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来，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戚本禹告诉他总理的意见，戚本禹才令红卫兵撤了出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派中央警卫团杨德中去看望陈云，并将陈云从新六所1号楼秘密转移到较安全的十八所6号楼。

1968年８月，陈云被派到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同行的还有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这次“蹲点”与以前的蹲点调查已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蹲点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次则是有点“接受劳动改造”的味道。陈云每天上午去半天，先后参加了50多次职工“斗、批、改”学习班的会和10余次向工人学习的调查讨论会。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在会上再次受到围攻。

最为卖力地攻击陈云的，主要是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在此前的八届十一届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极力挑唆一些造反派搞批判陈云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活动。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他在八届十二中届全会上也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叫他讲话，他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谢富治对陈云在经济调整时期的重大功绩颠倒黑白，公然诬蔑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要清算。”陈云置身逆境，多次被迫对自己的所谓1957年“反冒进”、1962年“夸大”困难和提出“分田到户”意见的“错误”，进行书面或口头检查。

陈云尽管自身处境艰难，却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些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1966年9月，他亲自接见天津工学院前来外调该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历史问题的学生，要学生们不要随便把人称为“黑帮”，并引导学生们说：“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做副书记呢！”此后，他多次过问袁血卒的问题，3次给该院群众组织去信，表示态度。康生得知此事，便在1968年11月向毛泽东报送材料时攻击陈云说：“从附件中才晓得陈云同志又一次包庇了袁血卒，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对国际形势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因而过分地强调准备打仗。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会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文革”先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以及林彪死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等林、江两大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据了政治局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大权。

自1932年起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一直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的陈云，第一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仅仅被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名义。

对此，别有用心者依然不“满足”，他们处心积虑，不仅要让老同志从职务上远离中南海，更要从地理上离开北京！

9月30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他的处境毕竟比刘少奇、邓小平要好得多。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这是“林副主席”从苏州发出的指示。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陶铸被疏散到安徽，陈云、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被疏散到江西。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少奇仍是转移的重中之中，就在林彪发令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刘少奇孤独地冤死在共和国的监狱里。

其实，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林彪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做出上述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这年秋，中国上空乌云密布，寒流滚滚。10月3日上午，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专线电话铃响了，这是北京打来的电话。出于职业本能，工作人员赵子昌预感到这一定是重要的电话，果然电波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赵子昌曾在庐山陪同周恩来游过泳，总理认识他。于是周恩来直接问赵子昌：“省里哪位领导在家？或者哪位领导离电话机最近？”赵子昌说：“省里领导都下乡去了，离省城最近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他也在50公里外的安义县，无法转接电话。”

为此，赵子昌开始认真记录周恩来亲自传达的中央指示：陈云同志将到江西“蹲点”搞调查研究，随员有秘书、警卫员和厨师，江西省革委会尽快给陈云同志安排好住房和选好“蹲点”的地方——要在市郊区选一座单独的房屋，要有暖气设备，房租要适当收一点；要派１辆专车，选１个好司机；调研时要妥当安全……

放下电话，赵子昌好生感动：总理对陈云同志是多么关心啊！是啊，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为国内外大事整天忙得筋疲力尽，但国事再忙，他的心中仍时刻挂念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们。当得知陈云等即将南下江西时，他只好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要求地方对从北京来的老干部予以照顾。难怪，周恩来在电话中反复讲：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干不了重体力活，要让他们多搞些调查，多到底下走走。并指示江西方面，陈云同志身体不好，要特别照顾好。

真是患难见真情！

随后，他向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做了汇报。当天下午，赵子昌驱车向远在婺源县的省革委会主要领导做了汇报。经研究确定，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负责落实。遵照总理指示，选择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现江西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为住地，又选择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为“蹲点”调研的地方。

不多久，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所长沈玉贵接到江西省革委、省军区通知：从北京来的一位叫“陈元方”的客人将到干休所居住，要求做好接待准备工作。末了还特地叮嘱，务必保密，出了问题后果自负。翌日，省军区派人来到干休所布置接待工作。经商定住干休所中区8号房，要求尽快将房子整修好。

起程前，为了尽快使陈云等离京，通知说可以乘飞机走。由于陈云有心脏病，不能乘飞机（过去出差到外地视察工作，都是坐铁路公务车），因此，陈云秘书肖华光即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坐公务车的问题。

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人答复说：“如果坐火车去，就自己买火车票，没有公务车。”肖华光问：“如果自己买车票走，路上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接电话的人未置可否，就把电话挂了。肖华光只有如实把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坐公务车的情况，向陈云做了汇报。陈云听后要肖华光给他接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由他自己向中央办公厅说。

肖华光给他接通中央办公厅电话后，就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一会，陈云要肖华光到他的办公室，告诉肖华光，他已与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说好，“我们和王震同志同坐一节公务车去江西，王震同志也被疏散到江西。请你赶快和王震同志办公室联系一下”。

陈云前往江西时，夫人于若木已去湖南衡东的“五七干校”；5个子女，一个也去“五七干校”，一个在大学等待分配，一个在北京郊区农村小学任教，一个到驻西藏部队工作，一个在北京工厂当工人，家里竟未能有一人偕行。

急急如律令，限令3天之内起程。10月18日，陈云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在“战略疏散”的名义下自北京匆匆南下，由秘书肖华光、警卫员李奇和厨师老汪等陪同，乘火车途经上海，于20日上午到达南昌。陈云头戴轻便帽，身穿草绿色军装，脚穿黑色皮鞋，第一个从软卧车箱走出来。同车到达南昌的，还有王震。

对于江西，陈云并不陌生，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当年他从上海西行前来时，是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在抵达不久，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时年不到30岁。时隔35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

程惠远一行迎了上去，一一向陈云与王震敬礼、握手。很快，安排陈云在省革委滨江招待所１号楼下榻。这里紧靠着滔滔赣江，风景优美，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的3号楼。

当天下午4点多钟，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即礼节性地来“看”他。程世清是河南新县人，生于1918年。他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表明他与林彪之间非同凡常的关系。后来因犯有严重错误，于1971年被免职。

交谈中，程世清对陈云说：“你以前管经济工作，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了。”并说，“现在江西一个省就准备年产汽车六七万辆。国家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江西也可以全包下来（意即不用国家进口粮食，由江西提供粮食）。”如果是以前，对于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法，陈云肯定要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此时，他也只能保持沉默了。肖华光后来回忆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程世清走了。”

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上午，江西省革委、省军区其他的负责同志到招待所看望陈云，由陈昌奉向陈云做介绍。当介绍到省革委会副主任郭光洲时，陈云拍拍额头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还记得么？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认识了。”并说：“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在瑞金吧！”郭光洲惊讶地说：“您的记性真好！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开会，还多次听过您的报告哩！”

整个接待室气氛活跃起来了，笑声朗朗。接着，江西省革委、省军区负责人汇报了江西的情况。陈云谦虚地说：“江西是革命老区呀！我多次到过这里，这次奉令来‘蹲点’搞调查研究，是来向江西人民学习的。”

因青云谱干休所住房尚未准备好，陈云只好暂住在滨江招待所等待。这段时间，赵子昌随同陈昌奉多次去看望陈云。陈昌奉是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与陈云是老相识。赵子昌晚年回忆说：“他们俩既谈工作又叙友情。陈云同志很关心江西的工农业生产和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问得很细。”

青云谱地处南昌市区的南部，西临抚河故道。清顺治十八年，中国画史上明末清初的“四大高僧”之一朱耷改僧皈道，更名“八大山人”，在此建造青云谱道观成为境内一名胜，因而得名。不满朝政的朱耷隐居在此，曾创作了大量具有独特风格、讽刺朝政的画。这里古树参天，修竹摇曳，流水潺潺，风景秀美，幽雅寂静。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西南约300米处就是青云谱干休所。此时的陈云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但毕竟无名无权，已被排挤出京城，“发配”江西。住地与朱耷隐居地紧紧相邻，遥遥相望。这虽是偶然的巧合，颇使人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陈云之所以安排在青云谱干休所居住，主要原因是这里与他所“蹲点”的地方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紧相邻，仅隔一狭长的小湖——青云湖。从干休所住地乘车途径小湖北岸前往该厂，约３分钟的路程，往返自然方便。再者住在这里，相对而言比较安全。另外，离市区不远，生活比较方便。

陈云已到江西，可是住房还没整修好，时间紧迫，怎么办？青云谱干休所副所长沈玉贵立即到青云谱区请了几名泥木工来抢修，日夜奋战，不多久就完成了任务。

8号房，坐落在干体所大院中区一高坡的顶部。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文化速成中学校长韩梅村的宿舍，为砖木结构，坐北向南。这栋简陋的平房，彭德怀元帅也曾在此住过。在正房的背后，设有一排小平房，主房与小平房由一条棚式走廊连接着。东、西、南面砌有青砖围墙。正房后中间至小平房中间隔有一道砖墙，形成东西两个独立小院。房前修有“T”字形道路，车辆通行便利。房屋正前方设有一个花坛，房屋周围由众多的树木花草簇拥着。

一切布置妥当，沈玉贵松了一口气，同时心中的好奇心也不知不觉越来越强烈，这位“北京客人”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肖华光回忆时说：“在准备搬到干休所住以前，我们去看了一下。当时，干休所已在每个房间准备了木床、木椅和桌子，还在陈云同志的屋里放了两个旧的单人沙发，厨房有1个泥做的灶台，还有1张旧的小木桌和1个小木条凳，别的东西就没有了。我们把看到的情况向陈云同志做了汇报，并说，今后要在那里长期单独生活，还要购置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如锅、碗、盘、勺、刀等等，这些东西按制度规定是可以报销的。陈云同志听后说：‘不必到机关报销了，我看买这些东西也用不了多少钱，我还出得起，就由我出好了。’他又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是被疏散到江西来的，你们是随我来的，再说我们何时能回北京还很难说，买东西的钱就由我出，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说什么了。’说完就从提包内取出100元钱交给我们，又问我们钱够不够，不够再到他那里拿。我们拿了钱，从省委机关借了1辆三轮车，到南昌街上跑了好几家商店，总算买齐了这些东西，一共用了80多元。这笔钱我们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一直都没有报销。”

11月4日晚，陈云乘坐的轿车驶入干休所8号房前缓缓停下。陈云慢慢走下车来，早在等候的沈玉贵迎上前去表示欢迎。他一看，觉得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这位北京客人不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吗？上级怎么通知称是一位叫‘陈元方’的北京客人呢？”沈玉贵几乎喊出来，碍于上级有通知精神，才没有作声，只好照章行事。但沈玉贵心里有个疑问解不开，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此时的陈云并无一路旅途劳累的倦容，依旧神采奕奕，只是头发已有些斑白，也显清瘦，但步履稳健，和蔼可亲。他亲切地握着沈玉贵的手，微笑着说：“副所长同志，给你添麻烦了。”沈玉贵很激动，只是紧紧地握住陈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第二天上午，沈玉贵怀着解开疑问的心情，去看望这位北京客人，询问需要办什么事。沈玉贵笑嘻嘻地走进门去，陈云觉得有点奇怪，便发话问道：“今天你这么高兴，笑什么呀！”沈玉贵有点不好意思地用手抓抓头皮，说：“您好，我认得您。” 陈云慢回应：“哦。”

沈玉贵笑笑又进一步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陈云沉思片刻之后，面带难色而幽默地回答道：“上头叫改的，说是为了保密，要我起个化名。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沈玉贵禁不住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为什么不叫别的，叫‘陈元方’呢？”陈云笑了笑，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元，一个叫陈方，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陈元方。我现在不叫陈云，叫陈元方。对此，要保密，这是纪律！”

“好，好，请首长放心。”沈玉贵又说，“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 陈云答道：“上头叫来的！”接着又说，“我到这里来要麻烦你们。”沈玉贵说：“首长，这不是麻烦，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事就让我们去办。”话说到这里，沈玉贵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当沈玉贵第三次去看望陈云时，陈云像往常一样热情，边打手势边说：“请坐，请坐！”当两人几乎同时坐定后，陈云亲切地问：“小沈，听你的口音，你是江苏人。”沈玉贵答：“首长，我是江苏射阳人。”陈云听后说：“啊，我们还是老乡哩。你工作生活怎么样？”沈玉贵说：“首长，我是1947年参军的，南下到福建，在守备十三师七十三团工作了16年，1963年11月调来干休所工作，现在行政18级，月工资82块钱。家里7口人吃饭，4个孩子，老家有一个老岳母，爱人没有工作，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还可以。”听到这里，陈云说：“噢，你生活很困难的！你可要注意身体啊！”沈玉贵感激地连连点头。

南昌的冬天，寒气袭人，室内外气温几乎一样。在北方生活惯了的老人，要一下子适应室内没有暖气的生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秘书、警卫员有些发愁、担心，为解决这一难题，地方领导决定：临时安装一台小锅炉。

陈云没有从北京带司机，江西省革委会给配了１辆破旧的华沙牌轿车和１名司机徐广勤。轿车的废气排放管严重破损，后经修理将就着用。一天，司机对陈云说：“首长，这辆车太旧了，坏了难修，换一辆吧！” 陈云听后，笑了笑，说：“配给我们什么车，我们就用什么车。”司机了解陈云一贯俭朴的作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司机徐广勤找理由从省革委车队换来１辆稍微好一点的伏尔加轿车，一直用到陈云离别江西回北京。

住房、生活和交通等问题虽得以基本解决，但饮水问题，青云谱干休所难以解决。干休所内的水质不好，陈云的肠胃消化功能适应不了，一喝所内的水就泻肚子，不得不三天两头从别处运水来喝。

干休所在江西福州战区内，由于警备较严，周围用围墙与外部隔开，因此与当时人声鼎沸的全国形势相比，平日显得很宁静。

在这简陋的平房里，陈云住了两年又7个月之久。两年零7个月，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已经64岁的陈云来说就宝贵了。60多岁，对于一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来说，正是经验最丰富、最富创造力的年龄。这样的年龄在一个小地方默默地度过，的确是一种浪费。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千里之行不坠革命之志！

那幢小院是干休所内最为宽敞的，前些年办了一个托儿所。而今，不再作托儿所，屋内一切恢复原状。一进门，是客厅兼餐厅，右手为陈云书房，左手为秘书、卫士卧室。入内，为两间陈云卧室以及卫生间。院内还有一排平房，分别为伙房、锅炉房及司机、厨师、司炉工住处。小院内栽着葡萄和一棵棵桂树等，当年陈云常喜欢在葡萄架下，或绕着桂树慢慢散步。

性格内向、喜爱散散步、清清静静看些书或想些问题的陈云对此似乎感到比较满意。“文革”结束后，陈云曾对一位老部下讲：“我被‘疏散’到江西时，军区的同志见我来了，知道我身体不好，给我安排到军区招待所，找了间房子住下来。哎，你还不知道吧，还有暖气呢！”

今天，人们去瞻仰陈云当年所住的那平房，要不是房门上挂着“陈云同志旧居”的牌子，谁能想象得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开国元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