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黑云丽日

在“蹲点”的岁月里

陈云由北京到江西“蹲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随行携带的30个草绿色书箱，每个箱内都装着满满的书。

平时，陈云话不多，不爱玩，从不下象棋、打麻将、打扑克牌，读书看报是一生的爱好。在青云谱干休所的日子里，他孜孜不倦地重读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等经典著作，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4卷本，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还读了不少鲁迅的作品。

陈云的子女们曾集体撰文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一次，陈云在书房问沈玉贵：“你们的工作学习怎么样？”当沈玉贵谈到，干休所工作与正规部队工作各有特点，在干休所主要是从事老干部服务的工作，繁杂量大，服务性强，要求也比较高，但不像正规部队那样紧张时，陈云说：“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服务要第一呀！你们订了多少份报纸呀？”沈玉贵回答说：“订了十几份报纸杂志。” 陈云接着说：“报刊订得不少，你们要关心、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国际上的一些大事，了解江西情况。那么多报纸杂志，你一下看不完，要抓住几份主要的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江西日报》要抓住不放，要对照起来读，才能发现问题。有些人光讲空话、假话。要调查研究，不能光听。有些报纸只能参考。我是主张讲实事求是的。我到你们南昌市场上看了一下，你们南昌市商店有什么，哪里来的我都清楚，我看了后的感觉是，你们江西的工业发展不快，水果糖大都是从上海等地进来的。”

不多久，沈玉贵准备给工作人员讲课，讲的内容要引用革命领袖的一段话，只记得那段话的大意，却不知是谁说的，更不知出自何书，心里非常着急。这时，他想起陈云对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较多，并知道陈云的记忆力极好，于是来到陈云住处请教。沈玉贵说明来意后，陈云当即告诉他这段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多少卷与第多少页，并说：“这段话是所在一篇文章的核心段落，字数300多，不到400个字，你可以去查。你有没有书？没有的话，把我那里的拿去。要仔细琢摸……”沈玉贵说：“我们有书，我回去查。谢谢您了。”说完，沈玉贵回到办公室，照着陈云提示的线索，一打开书就翻到了这段话，高兴劲难以言表。

陈云与于若木生有5个孩子，两男三女。在当时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与许多家庭一样历经沧桑。一家7口人被迫分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于若木先是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后又被关押在北京植物园。他们的孩子，3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干校、农村、部队，两个男孩分别下放到工厂、部队，有1个下放到祖国边陲西藏。他们在那儿与其他工人一样做工，与其他农民一样种地，与其他战士一样扛枪，与其他教师一样教书。在下放期间，他们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不大受歧视。最后，由地方、部队照顾送到大学里，都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二女儿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女儿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为了使陈伟华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她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还告诉陈伟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尽管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却更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1971年春节，陈元携新娘来到青云谱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嫁妆，新房用的是干休所配发的旧床架、铺板，床上盖的是军用草绿色被子，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吃请。陈元这次办喜事，作为父亲的陈云只给了200块钱（据了解，陈云给每个孩子结婚用的钱都一样）。

陈元结婚，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在陈元结婚那天，卫士李奇到干休所告诉政委尤云儒、副所长沈玉贵，说“首长找两位领导有事”。尤云儒、沈玉贵两人听说首长有事，就急忙前往陈云住所。

在客厅里见到陈云，一一向陈云行举手礼，陈云站立着向前自然伸展双手上下摆动说：“坐下！坐下！”这时尤政委、沈副所长、肖秘书、李卫士、汪师傅、徐司机、新郎新娘与陈云欢聚在客厅。接着，陈云说：“今天，我儿子陈元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在一起玩玩。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

“喜烟喜糖，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嘛，一定要吃的。”陈云一边散烟发糖，一边高兴地说。沈玉贵环顾四周，除了墙上贴着一个用红纸剪成的大红双喜字提醒客人们，对于陈云一家而言，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以外，整个房间看不出一点新房的样子，连被子都是向干休所借的。

吃着桌上普普通通的喜糖，望着陈云慈祥的面孔和新郎新婚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沈玉贵不禁鼻子一酸。这就是一位老革命为自己孩子办的婚礼呀！

第二天，陈云嘱咐肖华光将两斤水果糖、一条前门烟送到干休所值班室，请干休所工作人员吃喜糖、抽烟。工作人员人人吃上喜糖、抽上喜烟后，才知道陈云孩子结婚的事。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没有想到，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孩子婚礼办得这么简单、简朴！”

这年4月，二女儿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

一天，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原办公室主任马骏来到干休所，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今天来了新炊事员！”马骏闻言步入厨房，见一姑娘围着围裙，正在那里忙碌。她见到马骏，反问道：“我像不像炊事员？”原来，她是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

陈云的厨师老汪，江苏镇江人，跟随陈云多年，知道首长的口味，给他做点爱吃的菜，有时做点如豆瓣酥、清蒸鱼之类。有一段时间，汪师傅生病，为照顾他养病休息，把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下放干校的女儿陈伟力叫来帮助做饭。后来，厨师家人病故，厨师回家奔丧。因为一时找不到了解陈云饮食习惯的厨师，陈伟力便又坚持下来。陈伟力那时每月工资是56元，陈云觉得孩子大了，参加工作了，成了党和国家的人了；她离开了干校，到这里替代老汪做饭，就不能再拿干校的那份工资了。于是，陈云与女儿陈伟力商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去上班，没有工作，就不能白拿工资。”硬是把干校的那份工资退了，改由陈云每月给女儿发工资。

在江西的日子里，陈云四散于全国各地的儿女媳妇、女婿都先后来到青云谱看望、陪伴过他。尽管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和子女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的问题。他告诉子女，学好理论是政治上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时，夫人于若木先是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后被关押在北京植物园。1970年6月，“五七干校”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在“五七干校”，掀起了大字报高潮。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她的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是由于在1962年春天，她目击的一幕：那时，她和陈云来到上海，住在太原路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安排的一座房子。一进门，就感到很惊讶，不仅地毯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沙发是绿色的，就连桌子、马桶圈、马桶盖上，都铺着绿丝绒。于若木一打听，才知道江青讲究“出绿”，要交际处特地为她装修的。除了这座房子外，在上海，还有3个住处，江青有时要住，也一律照她的吩咐“出绿”……

于若木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江青很快就知道了。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将于若木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后来，于若木回到北京又被关押在北京植物园。这样，于若木无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陈云。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原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来虽然转为普通工厂，但厂里还有一些劳改犯。陈云喜欢到厂里各处走走，就连仓库、洗澡间、厕所，他都要去看一看。马骏替他的安全担心，因为“客人”的身份在厂里早已传开，马骏怕出意外，总要跟随在他左右。陈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会有人拿木棍子打我的脑袋的！”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陈云非常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简朴，严格要求，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日常生活中，他很愿意接触干休所一些老同志，常在一起谈谈心，了解情况。离休老军人也很喜欢接近他，在他面前吐真言，讲心里话，聆听老首长的教诲。

在江西的岁月里，陈云的生活十分简朴，每餐吃的大都是粗粮，而且量很少。比如，2两米饭、1小碗肉饼汤或1片面包、10多粒花生米或1个小馒头、1个蒸熟的苹果，就是一餐饭。他的生活确实太普通不过了。

陈云从不搞铺张浪费，不喝酒，不接受宴请。干休所每逢八一节、国庆节、元旦和春节都要组织工休人员进行传统会餐。每次会餐，花的不是军费，是工休的生产经费。节日到了，自然忘记不了陈云老首长。于是，每次会餐前夕，干休所领导、工作人员觉得难得的机会，主动上门请他与大家一道会餐。可陈云总是说：“谢谢大家，我不参加。等你们会完餐，我去看看你们。”在参加会餐人员即将离席时，陈云来到了干休所餐厅。一进餐厅门，他就拱着双手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在此，祝大家节日愉快！”陈云的突然出现，立即把会餐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

1969年12月的一天，陈云参加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金工车间车工班学习会后，问工友龚火生：“火生，你家住在哪里呀！”龚火生回答说：“住在厂里生活区第六栋。”陈云又问：“离这里不远吧？”龚火生回答：“不远，很近。”

陈云听说不远，便笑了笑：“那我到你家里去看看，好吗？”听后，龚火生既感荣幸又有些紧张，急忙说：“欢迎，欢迎！”

龚火生陪同陈云慢慢地步行到自己家里。进屋后，龚火生端了条木板凳请他坐，然后忙着给陈云倒茶水。陈云见此，便摆摆手，示意不要倒茶：“不用了，我不喝茶。厂里的水，我喝不得，肠胃受不了，一喝就要泻肚子。”

陈云开始跟龚火生聊起家常，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陈云看到龚火生家里很简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便问龚火生夫妻俩一个月工资收入多少。

在得知“不到100元，还要供养老人”后，陈云又问“你几个孩子”。龚火生说：“两个。”这时，陈云站起来，看了看龚火生家那陈旧、简陋的摆设，只见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的架子床外，就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床上盖的被子和身上穿的衣服等，都是大众化的、显示出贫穷家庭的样子。看到贫困状况，陈云的神情有些严肃，过了良久，他说：“有两个孩子就可以了，不要再生了。”龚火生点了点头。

陈云走到米缸前，用手掀起米缸的盖子，弯下腰去用手掏了把米看看，问龚火生：“你家的粮食，如果不够吃，我送给你一些粮票。”陈云说自己一个月定量26斤，吃不完，粮票有多余。

临别时，陈云握着龚火生的手，深情地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玩。”若干年后，陈云在给工厂负责人写信时并特地问及龚火生的情况。

1970年春节前夕，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志勇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托到陈云住处看望。张志勇说：“首长，我刚从福州开会回来，春节快到了，来看望首长，首长有什么事要我办的，请吩咐。”陈云说：“我什么都很好，谢谢你们的关心。”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还有没有（意指草绿色军帽）？”

张志勇一时不明白首长指的是什么意思，便问：“首长，您刚才说的是讲什么有没有？”陈云说：“解放军军帽。”张志勇明白首长意思后说：“有，有，我帮您解决。”当天下午，张志勇就派人送来一顶草绿色军帽。陈云十分高兴。

一次，老红军罗维道少将上门看望陈云，交谈中，陈云说：“罗维道哇，你看我这顶帽子好不好呀？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戴过军帽。过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戴着军帽，武装夺取政权成功了。现在戴上这种帽子，心里觉得很舒服。我要把这顶帽子戴回到北京去。”

后来，散步中陈云无意中听说罗维道生病了，于是回到住处找来汪师傅交待说：“罗维道同志生病了，我们水池里养的那两条扁鱼（武昌鱼）我不吃了，你快把鱼给罗维道同志送去，让他调剂一下生活。”当罗维道从汪师傅手中接过两条活蹦乱跳的武昌鱼时，落下了热泪。

当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600余名职工，10个连队（车间）、100个班组，只有一个食堂，房子简陋，办得不算太好，职工意见较多。尤其是单身职工，意见更多。陈云到厂不久就听到反映，引起了他的关注。除常到食堂看看外，1970年4月间，特意在食堂蹲了半个多月，召开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座谈会，参加食堂班组政治学习会，找人个别交谈，发现突出的问题是部分炊事员不安心工作。在座谈会上，炊事员们说：“车间发工作服，食堂只发一条白布围裙，不合理；炊事员起早摸黑，吃力不讨好，还常挨人骂，谁愿意在食堂工作。”陈云听后，幽默地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关键是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叫谁来也干不好炊事工作。不要嫌炊事员工作是侍候人的工作，这种炊事手工劳动，1000年以后还是要的嘛。”他认为，办好食堂，人的因素很重要；不安心食堂工作，是思想认识问题。座谈会后，他把炊事员反映的待遇问题，及时转告厂领导，并建议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厂里采纳了陈云的建议，立即给炊事员发了工作服。炊事员们深受感动，不安心的安心了，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

一次，陈云从车间出来又转到食堂，正好是开饭时间。工人们看见陈云来了，都争着说：“首长，请尝尝我们食堂里饭菜的味道。”陈云笑了笑，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回去吃。”这时，一位北方籍的工人说：“我们食堂天天都是大米饭，想吃面条和水饺，没有。”陈云沉思片刻，“噢！”便同几位工人聊了聊，询问一些情况，就离开了食堂回住处。

过了几天，陈云见到厂负责同志时，就说了工人想吃面条和水饺的问题。他说：“这么大个机械厂，做一台加工面条机和包饺子机不会有困难。”政委刘素文很重视这个问题，组织几名技术员和老工人，很快就设计、制造好一台包饺机，一个小时可包1000只左右饺子。为此，增加了饭食品种，满足了爱吃水饺职工的需要。职工们高兴地说：“多亏首长的关心，我们才吃上水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