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黑云丽日

结束“蹲点”回到北京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前往庐山出席会议。

不过，还处于“靠边站”，他只住在九江南湖宾馆。由于身体不好，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他才上山出席，旋即下山——从庐山至九江，轿车约一个小时即到。

这次会议原来的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5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难，坚持设国家主席，并由陈伯达出面鼓吹“天才论”，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的大组会上发言揭发批判了陈伯达，说：陈伯达谦虚是假，其实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个人是伪君子，在延安时他说诸葛亮在他这个年龄已做大事了，而他现在还一事无成。他和王明差不多，就是靠那几本书招摇撞骗、吓人。

会毕，陈云返厂。人们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比以前要好。于是，车间里有的工人同志向他打听会议有什么新精神，他马上说：“你们看报纸，报上都登了。”厂里工人从报上读到大会公报，请陈云详细谈谈。陈云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

一年之后，1971年9月，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携妻、子仓皇外逃，折戟沉沙。作为普通干部，马骏先听到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马骏连忙骑自行车到干休所，把情况讲给陈云听。陈云听毕，气愤地说：“林彪干出这样的事来，太没有良心了！”

在一次学习会上，工人们问陈云，您对林彪事件怎么看？陈云只是很含蓄地回答：“林彪比我小两岁！”

10月5日至10日，中共江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联系江西实际，揭批林彪及其死党叛国的罪行。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做了揭批林彪叛国出逃罪行的发言。

1972年1月25日，陈云参加了中共江西省委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使毛泽东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中。林彪过去曾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法定”接班人，现在却成了最凶狠的敌人。于是，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一方面接受并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批极左思潮，而支持江青、张春桥的主张，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右而非极左，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虽说中国的政局依然沉闷，但毕竟有了转机。“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林彪一伙篡夺去的部分权力又回到周恩来的手中。借着解放老干部的势头，陈云等得到了新生。

4月19日上午11点半左右，陈云的秘书肖华光骑自行车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东大门进厂，告诉该厂办公室主任马骏：“首长要回北京了，明天上午8点钟到厂里来告别，他已订好22日的火车票。请转告厂领导。”

马骏心中既高兴又依依难舍。高兴的是，首长回北京意味着从此结束在这里将近3年的“闲居”生活；依依难舍的是，常来常往，这近3年里和首长结下不平常的友谊。

第二天上午，陈云准时到厂，厂领导李健、张守信、李彪等早早地在办公楼门前等候。随后，陈云在陪同下步入李健厂长办公室话别。

陈云在厂里蹲了几年，深入调查研究，对厂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认为，厂里的职工素质、技术力量、厂房设备等都是很不错的，是个大有可为的厂子。他对这个厂寄以殷切的期望。在与几位厂领导交谈中，就如何办好这个厂，他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马骏回忆说：“令人难忘的是，陈云着重谈了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勤俭办厂、调动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等问题。这是他给厂里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厂长办公室话别出来后，陈云迈着健步前往各个车间与工人告别。工人们一听陈云要回北京，放下手中的话，呼啦一下簇拥在陈云身边，把对首长的无尽的眷恋之情都默默地流露在那紧握的双手上。陈云眼眶湿润，他凝视着那一张张熟悉而又朴实的面孔，使劲地摇动着每一位工人的双手，亲切地一个个呼喊工人们的姓名。在铸工车间，他仍以往日的风趣，称呼一位老工人熊桂芳：“熊师傅，八月桂花香。”

陈云与工人们一一握手：“谢谢工人师傅们，我要回北京了，再见了。有机会北京再见！”握着陈云的手，望着他那稀疏的银发、慈祥的面容，工人们心里陡然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惜别之情越聚越浓。大家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千言万语都汇成同一句话：“祝首长身体健康，一路平安。”

陈云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股感情的波澜。有的工人跟着陈云，走过一个车间又一个车间。临走，陈云没有带什么“土特产”，很关心教育的他向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职工子弟学校要了套当时的中学课本。离开这家工厂时，还带走了那只帆布小折凳作留念。

“再见、再见……”带着人们深深的祝福、深深的情谊、深深的爱戴，陈云离开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

陈云在青云谱干休所生活了2年又7个月里，与离休老军人、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临别之际，干休所为表达对陈云的一片心意，特别安排了便宴话别。所领导、离休老同志3次上门请他做客，他一再婉言谢绝，并说：“我怎么能接受吃请哩！以后我还要回到青云谱来的。”

干休所领导和红军老战士谢忠良、罗维道等许多工休人员前往陈云住处话别送行。交谈中，陈云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照顾。你们去过北京，去过中南海吧？”罗维道说：“去过。”陈云接着说：“哎呀！这里比中南海好，空气新鲜。我在这里住过后，对这里很留念。这个房子很好，冬暖夏凉。我在这里看不了的书和报纸，接触了不少的人。我以后还要回来住。”

陈云一行告别青云谱干休所，由干休所政委欧佩璋护送，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李健、张守信、李彪、马骏等10多人代表全厂职工到南昌火车站送行。陈云一再关照马骏，要他常写信；如果出差北京，一定要打电话来。

22日上午8时，陈云与秘书肖华光、卫士李奇、厨师老汪乘火车启程。与3年前来的时候不同，这回挂了一节专用的软卧车厢，江西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前往车站送行。4月24日，陈云沿着两年多前来时的路线顺利返回北京。

5月1日，陈云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这是他复出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6月13日，陈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写出了揭发林彪历史错误的材料和说明“伍豪事件”的材料，指出：“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他明确，这件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为瓦解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有力地回击了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加以利用对周恩来进行的诬陷。

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在江西“蹲点”的情况，并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或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到外地搞调研。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于是，陈云参加了由总理、副总理及各综合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受周恩来委托，协助周恩来领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7月31日，陈云、王震等一批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并在第二天见了报。

此后，人们在报纸上、从广播里重新看见或听到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名字。熟悉、了解陈云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当年曾经在陈主任领导下，胜利完成经济领域“三大战役”任务而从经济上使“天下大定”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陈云同志回来了！”

这年8月初，马骏给陈云写信，介绍厂里的情况。8月16日，陈云提笔给这位江西老表写亲笔信。信中说：“来信说到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我看在大的政治运动中，职工思想混乱是难免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厂领导抓紧教育，职工是可以得出教训的……”信中，陈云问及厂里一位犯过错误的青年的情况，相信小伙子能够改正，会有希望。并说自己“现在每天散步运动50分钟。如果有机会再到南昌，一定看望大家”。

后来，马骏出差北京，一给肖华光秘书打电话，陈云即安排时间接见他。陈云很关心地问起厂里的近况、工人们的近况。陈云的记性还是那么好，会报出一连串的人名。

使马骏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5年的事：他家中遭遇不幸，爱人去世，而孩子尚小，一个9岁，一个才1岁，他又要负担老母。他陷入了困境。在跟肖秘书通信时，他说及了自己的不幸——因他和老肖已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肖秘书把马骏的不幸告诉了陈云，陈云当即给予经济帮助……

1977年，青云谱干休所组织离休老同志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京逗留期间，干休所两名领导带1名工作人员前往陈云住处看望。陈云听说青云谱干休所来了人，心情格外高兴，即安排时间会见。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使人备感亲切。

陈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清茶一杯。我离开你们那里时，他们3次请我的客。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接受吃请呢？关于我住的那个房子，离开时，我曾讲过，我不定期要回去住。这次，你们回去跟福州军区讲，我以前住的房子，我就不去住了。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些报纸。你们处理一下就行了，由谁住由军区去决定。”

推进对外贸易拓展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长街71号——他从1949年进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于若木因贴大字报批判江青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陈云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给她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使于若木的“群众专政”得以解除并回到家中。

回到北京不久，周恩来即让陈云参加了由总理、副总理及各综合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并决定由陈云协助他抓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经济协作关系开始解体，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日益频繁，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作为市场和投资场所。随着中美关系逐步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也有了改善的可能。但是，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首先必须打破“左”的思想的障碍，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对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陈云首先提到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研究陈云也特别重视，他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口今年如按80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1%，1年就要差8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月7日，陈云在家中约见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一进门，陈云便迎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并风趣地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他开门见山地提出10个方面的国际金融货币问题，要求用1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10个方面的问题涵盖了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方面。

陈云很体谅地说：“1个星期到10天请你们搞那么多材料，是有点强迫。”他又话锋一转，说：“但是，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嘛。”他向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阐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意义，说：“过去我们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针对“文化大革命”前期林彪、江青集团砸烂对外经济研究机构、废弃规章制度造成的恶劣现状，陈云关切地问：“你们银行是不是还有研究机构啊？”乔培新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个金融研究所，后来被撤销了，现在还有个研究室，共10来个人，主要搞国际金融研究。”陈云听后指出：“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他提出了恢复研究机构的具体措施。他指示：“你们那个研究机构还要搞起来。”“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都是看的，重要的地方还画圈圈。像康纳利（时任美国总统国内外事务顾问）、舒尔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德斯坦（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现在离那个时代还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位置。”

由于林彪和江青集团的破坏，当时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他们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给外贸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陈希愈和乔培新说，他们还想汇报一下利用外资的问题。他们说：现在我国可以搞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怕这样做不符合自力更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他们的意思是，要借外债，就要触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外贸经济工作设立的枷锁式的规矩，而这些规矩是不敢轻易碰的。陈云听后说：“首先看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的办法让大家来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针对“左”的障碍，陈云坚定地说：“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

陈云的这次谈话，对于外贸工作的恢复、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见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国际货币、金融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外资的工作，当年筹措的外汇资金达10多亿美元，支持了外贸工作的开展。

事后，陈云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他指出：“石油危机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但它只是加重了世界经济危机，并非危机的根源，根源还是生产力超过了市场购买力。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霸权地位虽已结束，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居首位。美国与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虽有矛盾，相互力求转嫁危机，但又不能不相互维持。解决危机的办法，比较大的可能是，较大幅度和较长时间地收缩通货，减少工时，降低库存，以引起新的投资。因此，我们要学会在跌价中做生意。”

同年8月4日，在外贸价格小组会议上，陈云针对新闻单位不注意报道国外商情的情况做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新华社关于商情的报道少，可同人民银行、外贸部合作。外电有关商情的报道要充分利用。例如最近20国财长会议的发言要全文译出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对外经贸工作十分困难，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并别有用心地把对外贸易工作与“崇洋媚外”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报纸上连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崇洋有理”》、《李鸿章出洋》等等。陈云协助周恩来、李先念领导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进口工作。这一工作受到江青集团的干扰和阻挠。进口项目中有1套3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江青一伙对之肆意诬蔑、大泼脏水。他们说：“主机和附件都进口是‘崇洋媚外’。”陈云义正词严地说：“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300万吨，两年就是6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1年就要少生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江青集团挥动的“洋奴哲学”的大帽子，他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左”的思想阻挠下，人们不敢解放思想，不敢采取灵活机动的贸易方式，因而失掉了很多外贸机会，造成了很大损失。对此，陈云要求解除外贸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他们的经营主动性和积极性。

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47万吨原糖。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大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紧。五丰行报告说，如果我们立即购糖，必会导致糖价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也买不到现货。他们想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的期货市场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再向巴西、澳洲、泰国、阿根廷购现货41万吨，平均89英镑。从5月20日开始，他们开始在市场上购买大量砂糖。一时间，许多卖糖国家先后证实中国是否真的买糖，当他们得到证实后，当即大提糖价，至5月22日，糖价涨到105英镑。这时，我国购买砂糖任务已经完成，从5月22日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多赚了240万英镑的收益。

购糖任务顺利完成了，还为国家赚回了一大笔钱来。这本应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好事，但在那个动乱年代，那些刚刚从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胜利归来的外贸工作者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反倒一个个变得忧心忡忡，担心这钱会被看作“来路不正”，担心被扣上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帽子。

五丰行的同志忐忑不安地向当时主管外贸工作的陈云做了汇报。

陈云听了五丰行利用国际期货交易所从事经营活动的详细汇报后，当即给予肯定，并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的大宗商品交易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里学会游泳。”

听了陈云的谈话，大家心中都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以往早就听说过陈云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辩证的、富于创造性、开拓性的思维方式赢得了广泛尊重，今天大家切切实实地再次感受到了这一点。

除了探讨交易所，大家畅所欲言，就外贸领域中的种种“左”的思想和做法纷纷发表了看法。陈云一直专心致志地倾听，不时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字，有时又静静地看着前方，仿佛在深入思考着什么。

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收到了陈云提交的一份专题报告，重点就是关于交易所问题。在这份报告中，陈云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他还认为：“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和其他市场。”

在陈云的支持下，长期禁锢在外贸工作人员头上的“左”的思想顾虑逐渐被解开，大家开始更加积极地从事国际市场活动，外贸战线出现了新的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针对陈云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一事开始“发难”，说这是剥削外国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对此，陈云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予以严肃的批驳。他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交易所是流通环节，有分配剩余价值的职能。我国利用交易所，只是赚了外国资本家的钱，让外国资本家少分一点而已，并没有剥削外国工人阶级。”

陈云在领导对外贸易工作时，十分注重利用中国自己的优势，生产成品出口，扩大对外贸易。当时，国内棉花歉收，市场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如果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不仅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可以缓解国内棉花短缺的困难，获得一定的利润。经过调查和分析，陈云对外贸部的负责同志说：“现在国内棉花产量不够，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出口，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和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他还具体分析了棉布加工出口的有利条件：美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过去很发达，但每个工时的工资高，棉布成本也高，因此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印度等国虽然搞棉布出口，但是他们纺织水平不如我们。“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他还考虑到在外贸方针的安排上，必须注意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他说：“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如果有人说进口棉花出口棉布是依靠外国的话，那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按照陈云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当年进口了85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

1973年10月10日，陈云为对外贸易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10月12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作了《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的谈话。12月4日，陈云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汇报，做了《工艺品出口问题》的谈话。1974年8月14日，陈云听取对外贸易部的汇报，做了《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

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了一个新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个项目后第二次引进高潮。适应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客观要求，陈云从多方面批判了外贸领域的“左”的思想，确定了中国与世界打交道大势已定的历史趋势，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调整了不适应对外贸易新情况的观点和政策措施，提出了进口原料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的来料加工、利用资本主义信贷、期货、交易所等政策措施，推进了外贸工作新局面的拓展。正如邓小平1987年回顾所说的那样：“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陈云当时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为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体系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