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檬
陈嘉庚：“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侨居新加坡的爱国实业家陈嘉庚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祖国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于1940年3月回到祖国。
在重庆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为讨陈嘉庚这位“财神”欢心，可谓做足工夫。他们安排陈嘉庚住在高级宾馆，并举办了一系列宴会，陈嘉庚对此非常反感。看到国民党在艰苦抗战时还如此铺张浪费，陈嘉庚非常失望，深感忧虑。
更让陈嘉庚焦灼担心的是：国共两党间矛盾日深，磨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国内团结抗战的大事，陈嘉庚感到有必要到延安看一看，了解毛泽东及中共的态度。
在接到毛泽东的正式邀请后，陈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就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初次见面，毛泽东的朴素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身着粗布衣服，神态慈祥。他的窑洞陈设简朴，屋里的十几张木椅子，竟是高低大小都不同，像村民的旧物。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磨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做了耐心、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毛泽东所言，陈嘉庚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辞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
当天，欢迎陈嘉庚的“晚宴”设在窑洞外的露天坝上。露天坝上摆了一张方桌，方桌上放了个旧得已经不平整了的圆桌面。方桌上铺了4张白纸当桌布，碰巧有风把白纸吹掉了，大家干脆就不用白纸了。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吃得舒坦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餐，或同晚餐。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磨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成，而中央多为误认，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嘉庚慨然应允。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小事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没有敬礼就坐下，并“绝无拘束”地参加谈话。还有一次，他和毛泽东在窑洞里谈话，总司令部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个勤务兵迟到，望见毛泽东坐的那张长板凳略有空隙，就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还向旁边挪了挪，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将烟火熄灭，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捡回吸完。毛泽东单独请陈嘉庚吃饭时，仅以白饭、咸菜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到陈嘉庚住处长谈，晚餐后，问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国民党官员寿家骏在何处，陈嘉庚朝近处一个窑洞指了指，毛泽东就去寿家骏的窑洞谈话了。陈嘉庚以为毛泽东去去就回，便在窑洞前等着与毛泽东相辞，但久等不出，只好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泽东竟与国民党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在延安，陈嘉庚还实地参观访问，深入基层，考察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了解到，边区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街上过往行人都洋溢着昂扬奋发的精神，没有发现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还特意与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多次畅谈，这些学生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地反映了延安情况。结果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下陈嘉庚心里踏实了。陈嘉庚把在延安观察到的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离开延安后，他在重庆、在南洋多个场合说过：“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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