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解决分歧，客观评价问题和干部
自1980年冬始，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之间的分岐问题逐步严重起来。在如何理解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上，省委内部由争论发展到“争高低、论输赢”的程度。
在这方面，江一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精神，有错必纠，尽可能不留尾巴，在纠错中批“左”，营造正气，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向着经济建设方向前进。而金明认为“十年大破坏，我们党需要护理。不只是要‘开刀’，对久病初愈的人，需要精心护理”，因此过多采取了“等等看”“和风细雨”的方式。如此久而不决，不仅使一些冤假错案难以平反，政策无法落实到位、到心，而且使河北笼罩在“左”的迷雾中，上访人数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各种工作的开展。
3个都可以做省委第一书记的人在一省共事，工作方法不同，对问题认识不相一致，磕磕碰碰的事情难免发生。一方面是省委核心里有人批“左”不积极，一方面是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在此矛盾中，江一真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灵活性，忍辱负重，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和几个秘书知道。
1980年9月，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金石、陈其麟受命到河北，调查了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事。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原先在河北工作过，对河北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江一真捎去了一封亲笔信，说：“派他们两位来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放心谈透些。”
经交谈，江一真感到中纪委这两位同志为人正派，加上又有张启龙的信，彼此间共同语言颇多，中纪委同志对一些事情又追问得十分详细，知无不可对党言的江一真，便把省委的重大分歧给说了出来。
中纪委两同志回京后整理了一份材料，也没有事先请江一真修订核实，就上送中纪委领导。中纪委一个领导战争年代在山东时与金明关系甚笃，把此材料复印一份寄给了他。金明看了材料，生气地来找江一真：“老江，你有意见为什么不给我当面提，背后告我的状？”
中央确定“三驾马车”的格局后，江一真和金明之间是彼此关心、相互尊重的，虽然对一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也还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次谈话，金明既未明言看过材料，江一真也不便说出中纪委曾找他了解过有关情况，两人都在回避什么，使得这次谈话不深不透，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81年1月，河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会议把揭批河北省委前领导的错误作为一项内容。出人意料的是，金明在讲话中对此轻描淡写，强调对他要一分为二。广大干部所希望的把这次会议开成河北工作“转折点”的愿望，明显落了空。
1981年5月，江一真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通知参加省委常委会。会议一开始，省委前领导体系中的几位常委就开始围攻江一真，有人吼叫要和江一真彻底决裂，有人还威胁要让江一真爬着离开河北。江一真严正声明：我是党员，中纪委找我了解情况，我只能反映实情，如果我反映的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你们可以去中纪委告我诬陷，我有问题，你们也可以向中纪委反映我的情况！把情况彻底弄明了，倒有利于河北的工作，省得党中央忧心，省得河北父老乡亲一个劲地往北京、石家庄上访申诉！
宋任穷得知河北省委常委会的情况后，明确叫停。一些有正义感的省委常委也无法接受省委常委会上这样的斗争方式，对江一真说：“你不向中央反映我们也要反映！”
这样，省委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两部分人不断向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河北的问题。
胡耀邦了解了事情原委，认为中纪委找江一真了解河北情况、江一真向中纪委如实反映情况，本身都是光明正大的行为，问题出在中纪委领导不该将此材料私自转给被反映人，被反映人在看了材料后，不该再进行扩大，有意给江一真树立众多对立面，并采取不妥当的斗争方式。但他同时也说，如果江一真在向中纪委反映情况前，能先和被反映人谈谈，或许也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咀嚼着胡耀邦谨慎的话，江一真感觉中央高层在河北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支持被反映人者大有人在。
河北领导层的矛盾不仅公开化了，而且有进一步激化的倾向。7月间，十一届六中全会刚结束一个星期，中央书记处主持在中南海召开河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各地市委书记和市长200多人。这是继1979年3月之后由中央出面召开的第二次河北工作会议，而且规模比前一次更大。中央专门在中南海召集一个省的数百人开会，河北之外再无他省，足见中央对河北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和李先念、宋任穷、习仲勋、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都作了表态讲话。虽然中央高层对河北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基本调子是批评金明和李尔重，在批省委原主要领导的极“左”路线等问题上不够积极主动时，也有人批评江一真在处理问题方法上比较急躁，不够稳健，有些讲话过了头，有欠妥之处。
河北工作会议从7月9日开到7月16日，根据胡耀邦讲话基调拟就、并经中央批准的《河北工作会议纪要》，对江一真作如是评价：“中央认为，江一真同志到河北工作两年多，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和放宽农业政策等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其他同志一起，是出了力的，是有成绩的。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干部缺乏历史分析，对这些同志的教育、帮助和团结的工作做得不好……”
这次会议的重大突破是，中央第一次在公开文件上指出要批判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错误，深入揭批极“左”路线。而且，中央还宣布免去或调离河北几位问题较多、闹得厉害的常委，同时把解峰等几位长期受错整、能力较强的干部补充进常委会。
彻底解决班子问题，宣布中央3条决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河北工作会议结束后，河北省委又开了多次常委会，金明、江一真、李尔重和常委反复交换了意见，认真组织传达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河北工作会议精神，调整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地市委的领导班子，调整和加强了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8月中下旬，胡耀邦到河北视察，在接见河北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时，切中要害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省委接着召开大会，批判省委前主要领导的错误和极“左”路线。借中央和省委会议春风，久拖未决的冀东、丘县两大冤案基本得出了结论。长期意见分歧的郭振声、柴晋川、刘铎、林泽培等“反革命”错案，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十来个较大错案，都得到迅速妥善的解决。久拖不决的杨凤鸣一案终于等到了说法，杨凤鸣也受命到衡水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
省委常委会还集中精力连续几天讨论了经济工作问题，向中央写出了报告，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指示》。随着批“左”的深入，人们普遍引起心里震动：省委的作风变了！河北正在走向中央指引的道路上，只要全省上下团结一致向前看、奋起直追，就能赶上先进。
在大江南北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风歌时，却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獗。
1982年2月，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针对广东、福建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作出打击经济上重大犯罪活动的批示，中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
江一真和分管纪检、政法的省委书记王铮通过调研，取得共识：经济中的犯罪活动，不仅广东、福建严重，河北也不例外，不能搞例外论和特殊论。大量的事实已充分说明，在河北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的党员干部甚至少数负责干部中，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必须坚决打击。
很快，省委召开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座谈会。江一真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党性作保证，雷厉风行、扎扎实实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从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完善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建设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但处理经济领域犯罪是场艰难的斗争，尤其是要做到“大义灭亲”，谈何容易！因为牵涉到各色人等的利益，加上省委内部的不同看法，一些案件难以处理，而一些风言风语开始向江一真袭来。
江一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三驾马车”在团结一阵后，又开始在路线、方针、政策及相关事情上出现了磕磕碰碰，许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1982年5月，胡耀邦又一次到河北视察工作，在石家庄分别找金明、江一真、李尔重谈话，对他们的步调不一致十分生气，说：“我没想到你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6月16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领导，以及刚从农垦部部长退下来的高扬等人与会。中央领导谈了河北问题和人事变动。12点半，胡耀邦宣布中央3条决定：一、高扬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
二、去年8月河北工作会议以后，在开始一段时间内，河北省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总的说来，河北省委的领导核心，没有把河北省的工作做好，主要责任在金明同志。
三、金明、江一真、李尔重3位同志都调出河北，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请3位同志接到通知后，尽快到中央报到，不要再过问河北的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要对中央讲，对仲勋同志讲，不要向河北别的同志讲。此外，中央还决定再调离河北省委几位常委。
金明在谈话中说：“河北主要是方针分歧，从班长角度我负主责。”
江一真在表态时说：“拥护中央的决定，欢迎高扬同志去冀。我来河北3年多，工作没搞好，我负有一份责任。河北的路线、是非分歧，中央是清楚的，关于河北省委班子的调整意见，我相信高扬同志去后会搞好的。另外，还有一些保留意见，我找万里、习仲勋同志谈。”
事实证明，胡耀邦和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高扬在河北的3年间，带领省委一班人，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暂停争论，在稳定局面、抓经济工作、文化引领、机构改革和改革开放等工作中，效率高、成效大，使“落后一大截”的河北省各项工作迅速进入了全国先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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