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段情缘
1923年夏，瞿秋白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担任了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同时任党刊《向导》、《前锋》编辑，不仅在以上刊物发表文章，其他包括如《中国青年》、《晨报》、《民国时报》和《东方杂志》也经常可以看到瞿秋白的文章。
由于他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尽管他在党内没有担任职务，但他在理论宣传方面的特长很快显示出来，并受到共产国际的注意。
对于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当时中共党内多数人持反对意见，瞿秋白却支持这一主张，并从理论高度阐述了这一主张的重大意义，因此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称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
因此，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之前，由瞿秋白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从此，24岁的瞿秋白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
中共三大结束后，瞿秋白从广州返回上海，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大学任职。
瞿秋白到任后，即搬入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筹办、改革上海大学的工作。他在1923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对上海大学的职任设置、系科设置以及如何办好大学提出了一整套设想与规划。他除了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筹划全校教学与课程安排外，还担任了现代社会哲学、现代社会学、现代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新经济政策等多门课程教学任务。
课堂上，瞿秋白讲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广受学生好评。课下，瞿秋白则引导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与实际的政治斗争，要求学生“不要死读书”，要“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实际工作”，这样才“有助于领会革命理论、改造思想和取得实际经验”。
由于国内气候比莫斯科要温暖和缓，瞿秋白的肺病得到缓解。也就在这一年，爱情之神也开始光顾这个好学不倦的年轻人。
在当年8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当时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南京参加会议，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刘仁静、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施存统的妻子王一知与王剑虹、丁玲是同学，在施存统的住所，瞿秋白与同去做客的王剑虹、丁玲相遇，相识。
王剑虹是四川酉阳土家族姑娘，丁玲为湖南临澧人，两人曾同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就读，是要好的朋友。1922年初春，两人一起离开湖南，进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如今为寻求更好的发展，两人又一道来到南京。
此时王剑虹22岁，思想进步，多才多艺，经常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妇女之声》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还协助和组织劳工运动，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位能干聪颖的时代女性。丁玲这年只有19岁。两人都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对瞿秋白十分仰慕，57年后，丁玲在形容初识时的瞿秋白时，说：
“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我和剑虹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两位思想进步的女性同样给瞿秋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瞿秋白当下动员两人到上海大学就读，她们欣然同意。不久，王剑虹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丁玲就读一年级。作为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成为了她们名副其实的老师。
课余时间，瞿秋白经常光顾王剑虹和丁玲租住的亭子间，给两人讲授文学，后来又教她们学习俄语，从词汇、语法到变格都讲解得十分耐心，还帮助她们领会普希金的诗歌。瞿秋白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定格在王剑虹身上，王剑虹也为瞿秋白的才华所折服，对他渐生好感。
由于王剑虹自尊心极强，不善表露感情，在丁玲的帮助下，瞿秋白向王剑虹敞开心扉，两人互诉衷情，很快走到了一起。
这年冬天，瞿秋白与王剑虹喜结伉俪，新家就安在了施存统夫妇居住的楼上，与丁玲比邻而居。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当他们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时，死神已经向幸福的女人伸出魔掌。
新婚后不久，王剑虹被瞿秋白传染上了肺病，整个人变得瘦弱不堪，咳嗽、咳血。从此，瞿秋白白天忙于党的工作，晚上便整夜守在王剑虹身边，端汤喂药。原以为王剑虹会像他当初一样，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却没料到，医生已无力回天。
秋天，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王剑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就在瞿秋白为亡妻悲痛欲绝之时，另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杨之华。
杨之华出生于浙江萧山，比瞿秋白小两岁，与王剑虹同龄，1920年初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后到上海基督教教会学校任教。1921年春回乡，在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参加领导了衙前农民运动。
这时，她结识了衙前镇沈定一的儿子沈剑龙，两人很快堕入情网，举行了文明婚礼。婚后不久，沈剑龙与朋友来到上海，杨之华在家乡诞下一女，起名沈晓光。后听说沈剑龙在上海沉溺于烟花柳巷，杨之华愤而为女儿改名独伊，意思是只生你一个。
1923年冬，杨之华也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也正因如此，她与瞿秋白原本平行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叉。
杨之华学习刻苦，课下积极从事妇女工作，是上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其卓越的才能给瞿秋白留下深刻印象，瞿秋白的才华亦让杨之华为之倾慕。但此时，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往。两人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源于一次偶然事件。
当年秋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到上海，了解上海妇女运动情况，上大团支部派杨之华前往汇报。在鲍罗廷夫妇的住所，杨之华意外地与瞿秋白相遇。原来，瞿秋白正是她和鲍罗廷夫妇之间的翻译。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顺利完成任务。
此后，由于工作原因，两人接触渐多。王剑虹病逝之后，两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很快，杨之华便将瞿秋白带到萧山的家中，家人对文质彬彬的瞿秋白非常满意，但耐于杨之华尚未离婚，杨之华的哥哥便将其丈夫沈剑龙从上海叫回。
没想到，沈剑龙与瞿秋白竟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早有耳闻，对其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能得一见，竟是满脸欢喜。于是，瞿秋白、杨之华和沈剑龙平心静气坐在一起“谈判”，他们在杨家谈了两天，后又转至常州瞿秋白家中继续谈，最终得出谈判结果：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一、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
二、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
三、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如此结局，皆大欢喜。1924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夫妇。婚礼上，瞿秋白将一枚特制金别针当作爱情信物送予杨之华，上面有他亲手所刻“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杨之华的出现，终于让瞿秋白从失去妻子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使他很快重振精神，全心投入到忙碌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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