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先锋
1923年10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到任后，立刻将精通俄文的瞿秋白调到广州，在此期间，精通俄语又有苏联留学经历的瞿秋白，很快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重要联络人。同时，在鲍罗廷与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就国民党改组问题讨论等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起草和整理了大量文件。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参与了大会领导工作，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并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对大会代表提出的关于政治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做出理论性阐释。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瞿秋白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但在中央局五名委员中，瞿秋白排在最后，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处于彭述之的领导之下。因为彭述之是中央宣传部主任，瞿秋白则具体负责主编中共机关刊物。
从2月开始，上海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杨之华与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先后领导发动了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前往参会。会上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工人运动，同时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主编。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
此时，瞿秋白因遭到租界当局通缉，转入地下活动，隐居于宝山路顺泰里12号一间窄小的房间中，隔壁11号住着茅盾一家，两家时有往来，情谊匪浅。
热血日报编辑部设在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窄小的客堂中，屋内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此外只剩下一小块空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瞿秋白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时期，瞿秋白秘密辗转于中央机关、热血日报编辑部和住所之间，紧张而又斗志昂扬。他对杨之华说：
“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更有效！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都要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北洋军阀，中国共产党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域发展工农运动，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从最初的减租减息，很快跨入摧毁地主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工人农民武装。
而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北地区很快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区乡村农运伊始，即出现“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轰动事件。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认为工农运动出现“过火”行为，应当予以控制。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
1927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当时在沪的三位中央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对该决议产生了不同意见，彭述之明确“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则抱怀疑态度，认为“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接受这个决议，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依据此决议的方针与战略进行。但在上海的数名共产国际代表却对中央常委的意见分歧颇为不满，认为彭述之的意见正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认为彭述之“不应留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
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写就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并很快在武汉出版。该书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问题，提出“一次革命”到底的观点，对彭述之、陈独秀等人进行了批判。
正因为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积极拥护与执行，原本在中央局排名最后的瞿秋白，在3月初中共中央迁往武汉后，被指定主持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并在4月上旬讨论中共五大人选时，被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明确提出排名第二位，即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排名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彭述之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称湖南农民运动还不够激烈，还宣称：“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
但面对“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工农运动，武汉政府与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却表示了强烈不满与谴责。
在当时的武汉政府统治区，工会权力极大，可以任意抓人，私设公堂，随便中断交通，没收工厂、商户财物等；湖南农运的贫农专政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仅对土地所有者及乡绅游街、罚款、私分其田地、家财，而且随意捕杀，甚至出现了截扣军粮，抗捐抗税的行为。
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2/3以上；而武汉政府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最高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农会除分其军官家中土地外，甚至截留士兵寄回家中的钱款，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人自然要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
5月17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兵变，通电联蒋反共，当日进占汀泗桥，19日逼近武昌，最终被叶挺独立团打败。听闻叶挺获胜的消息，瞿秋白大大松了一口气，然而接踵而来的，是湖南爆发的马日事变。
5月21日晚，驻扎长沙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装，并以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名义通电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纷纷效仿。
与此同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以“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令共产党员全体出境，同时查封全省工会、农会、学生会。
面对急转而下的形势，瞿秋白焦急万分，开始对共产国际的激烈政策表示怀疑。自6月3日瞿秋白成为中央常委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回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无一不反映出他这种怀疑的态度。然而，来自斯大林的训令依旧激烈。
6月初的一天晚上，瞿秋白奉命赶到汉口旧德租界西门子洋行原址鲍罗廷公馆开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人已经到场，此次会议奉斯大林之命召开，由鲍罗廷传达共产国际的三点指示：
第一，要求中共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
第二，承认工农运动存在“过火”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
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对于第一、第三条，不仅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等人有不同看法，连鲍罗廷也持怀疑态度，瞿秋白则对与会人员表示：“我们要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说给莫斯科听，促使他们改变意见。”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建议，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一致反对。6月30日，瞿秋白起草了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为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特地向国民党做出十一条保证。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已不抱希望，知自己无力挽回时局，于7月5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而陈独秀的下台，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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