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无法脱身的政治旋涡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政策方针，在共产国际协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召开，瞿秋白、张国焘均到会，参会的还有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王若飞、项英、关向应、汪泽楷等人。
早在4月下旬，瞿秋白等人便动身前往莫斯科。会前，很多代表问瞿秋白为什么陈独秀没有到莫斯科来，瞿秋白叹了口气说：“他总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不肯认错，我们多次邀请他，他始终不肯来。”
陈独秀虽不肯来，但他料到这次会议要改正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因此建议张国焘参会，陈独秀的建议无疑影响了张国焘，张国焘正想找一个申辩是非明辨冤屈的机会，于是欣然前往。
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表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亦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还谈到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称如今中国革命并非处于高潮，相反，是处于低潮的。斯大林的观点，为中共六大定了调子。但瞿秋白对这一观点不能接受，他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他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辩称：
“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的，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
同样，在中共六大开幕后，20日瞿秋白在所做政治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称“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我们“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因为“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
毫无疑问，瞿秋白的态度招来与会者不同程度的反对，其中，尤以张国焘的反对最为激烈。其实在中共六大开幕前，在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为了解中共代表思想状况组织的小型“政治谈话会”上，张国焘便率先发言，滔滔不绝连讲三个小时，言辞激烈，矛头直指瞿秋白，指责以他为代表的中央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出尔反尔，抹杀事实，在组织上大搞惩办主义，实行打击政策，令瞿秋白十分难堪。
作为中共盲动主义的负责人，他几乎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众矢之的。张国焘更是带着个人私愤，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责难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虽性格平和宽容，此刻也忍不住为之恼火，对张国焘予以还击。
后来周恩来曾说：“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
对此，布哈林曾用严厉的口气对张国焘与瞿秋白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最终，大会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亦批评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虚心接受批评，并多次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中共六大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瞿秋白在其中严肃认真地剖析了自己的错误。
此时，斯大林已经注意到瞿秋白太习惯于理论思辨，书生气十足的他不适合继续做中共的最高决策人，决定由工人领袖向忠发出任中国党的总书记。
由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斯大林与布哈林、米夫等人商议，仍内定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当中共六大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布哈林特地向中央委员们做工作说：
“秋白同志有过‘左’倾盲动错误，但这并非他一个人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把账算到一个人头上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政治路线正确、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同志选到政治局去，即使他们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像秋白与国焘。秋白是理论家，其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
毫无疑问，布哈林的态度对选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总有效票22票的情况下，瞿秋白以16票被选进新一届政治局。而同样犯过错误的陈独秀却没有如此好运，由于他固执己见，坚决不肯到莫斯科认错，被排除在这个他亲手创建的党的领导机构大门之外，连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曾当选，因此失去了为党工作的一切机会，仅仅暂时保留了党籍。
中共六大期间，代表们并没有直接批判共产国际，但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人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共产国际因此决定不再向中国派驻代表，而建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于是，瞿秋白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一任团长。张国焘亦被留下，任副团长。此后，瞿秋白再次开始了两年多的莫斯科生活。出乎意料的是，瞿秋白很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中，这场风波的发源地，正是他的妻子杨之华所在的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许多在后来中国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比如邓小平、王明、博古、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董亦湘等人，都曾经在这里学习。
当时中国学生干部王明联合校长米夫大搞宗派活动，排斥异己，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诬陷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是“反革命”、“反党小组织”，而中山大学支部局未经认真调查，听信王明等人言论，认定“江浙同乡会”这一“反党小组织”的存在，最终致使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一大批学生受到牵连。
王明、米夫的行为招致中山大学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将此事反映给中共代表团瞿秋白等人，希望瞿秋白等人能为受诬陷学生洗刷冤屈。为此，瞿秋白亲自前往调查，于1928年8月15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信，对原先“江浙同乡会”的结论提出不同意见。
随即，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对“江浙同乡会”进行重新审理，最终得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为受诬陷学生平反。
但因为此事，米夫、王明与瞿秋白结仇。时年27岁的米夫年轻气盛，颇负野心，虽才识略显平庸，但因坚决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获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好感，于1928年3月当选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并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最高决策人。
米夫的升迁为瞿秋白的厄运埋下了伏笔，瞿秋白对此却毫无察觉。1929年初，斯大林发起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紧接着于4月发动了全国性的“大清党”运动，反对与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所谓布哈林分子。
王明等人立即在中山大学发动“反右倾路线”斗争，借机污蔑瞿秋白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庇护者。1930年2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的代表团团长资格。
瞿秋白被撤职后，在当年7月下旬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9月他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为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此时，共产国际并未将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而是以策略、组织上的错误对待，瞿秋白遵照共产国际的意思，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纠正。会后，瞿秋白实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然而，由于李立三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东方部的关系，因此造成共产国际对他的反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待李立三的态度发生转变，对他的批判从策略、组织上的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并对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批评，称他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为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内部监督和控制，米夫奉命来到中国，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米夫的控制下，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人借口“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将瞿秋白作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最高对象，在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排除出政治局之后，又撤销了瞿秋白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从此，瞿秋白开始了近三年的“靠边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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