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短暂的主持中央工作生涯
1927年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鲍罗廷知道国共合作大势已去，但直到7月上旬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鲍罗廷才开始安排撤退。
7月13日，瞿秋白陪同鲍罗廷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联络张发奎。当时，共产党军事力量仅有叶挺的一个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他们都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而鲍罗廷与张发奎私交甚好，他将扭转败局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
就在鲍罗廷与瞿秋白在庐山密商国共分裂后撤退方案之时，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开始了分共、限共。在此情况下，改组中央已经迫在眉睫。返回武汉后，瞿秋白立刻找到张国焘，向他说明鲍罗廷对改组中共中央的的提议：
“鲍罗廷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领导中央，由你主持实际工作，我主持理论研究。”
张国焘听后双眉紧皱，一言不发。瞿秋白知道张国焘对这个两人平起平坐的提议并不满意，只能装作不在意，继续说：
“这几天在庐山，鲍罗廷和我进行了冷静的探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失去信任。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要谁承担，某个人还是集体？”
张国焘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他与蔡和森都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生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因此担心鲍罗廷会把自己推出来当替罪羊。但瞿秋白说：
“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我们大家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张国焘默认了瞿秋白的提议。
7月23日，新一任共产国际代表29岁的罗明纳兹抵达武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始改组中央。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的信任也曾动摇，但与其他人相比，他对共产国际的拥护与对其指示的执行是不折不扣的。加上与其他人相比，他对苏联更为了解，又有鲍罗廷的推荐，罗明纳兹首先对瞿秋白产生了好感。
事实上，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改组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谁更能听命于共产国际，以确保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因此，有争议的张国焘便被排除在罗明纳兹内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之外，被借故派遣去南昌试图阻止南昌暴动。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瞿秋白站在房间一头，他推了下鼻梁上的散光眼镜，环视着到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共21人，宣布了八七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由他和李维汉共同主持。
由于瞿秋白早先已经对陈独秀进行了系统批判，加上此时共产国际决心铲除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次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罗明纳兹作为会议的核心人物，在纠正陈独秀“错误路线”上表现得毫不手软，他将自己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带入中共，同时开辟了中共对犯错误同志进行过火的宗派主义斗争的先例。
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当选政治局委员，并于8月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三名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由瞿秋白负总责，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
瞿秋白得以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除得益于共产国际及罗明纳兹的信任与支持外，同时得益于他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鲜明、犀利，具备较高理论水平。
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决心以“红色恐怖”对抗国民党掀起的“白色恐怖”。这一期间，暴动数量有近百起，其中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为规模较大者，但这些暴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此后，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离开武汉，迁往上海。11月9日到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受罗明纳兹“左”倾思想的影响，瞿秋白没有对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做具体分析，而是片面认为起义失败是由于起义领导人的“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下“机会主义”错误所致。
瞿秋白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称中国的革命是“不断革命”，革命形势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战略性的退却，主张继续进攻，命令在国民党控制区为数不多的党员群众组织毫无胜利可能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组织方面，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政策。比如对张国焘的处分，早在八七会议时，除了正式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外，张国焘因曾奉行陈独秀的政策也被当作应承担大革命失败责任的领导人，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改任候补委员。
当初张国焘阻止南昌暴动是奉命而为，暴动失败后他跟随起义军一起行动，于10月中旬返回上海，此次会议则以“假传圣旨”的罪名，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指出：
“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暴动。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到很大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
除张国焘外，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其他领导人同样受到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与此同时，瞿秋白在党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不断革命”的主张。
然而，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暴动中被敌人乱枪射击，身中三弹而亡，广州暴动最终失败。张太雷死讯传来，瞿秋白万分悲痛，挥泪写下《悼张太雷同志》：
“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了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广州暴动的失败、张太雷之死，让瞿秋白以及中央领导人开始静心思考，亦开始意识到自身的错误，随即停止两湖地区年关总暴动计划，并取消其他省进攻大城市的暴动策略，采取分区割据，包围城市的战略。
进入1928年之后，各地暴动相继失去后劲，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党员面对白色恐怖产生动摇、消极甚至逃跑、变节，报纸上不时可见中共党员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的信息，共产党员由六万人迅速缩减到一万人。
1928年4月，共产国际发出决议，决定停止全国暴动的方针，中央政治局随即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工作宣告结束。
对于瞿秋白的错误，李维汉曾较为公正地指出：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最高责任，最高责任应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28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
但即便是因顺从共产国际而犯的错误，瞿秋白仍难逃其咎，不得不背上一个盲动主义的罪名，他短暂的主持中央工作生涯也即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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