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明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和完善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此战略与红军东征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东征的全过程，经过红军东征山西，这个战略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熟。
东征战役初期，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签发东征的作战命令，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第一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发起东征战役，很快就突破阎锡山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后，顺利进入山西境内，完成东征初步战略任务。毛泽东在2月23日进一步指出：“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 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如此就很明显说明毛泽东早在东征红军渡过黄河之初，就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营山西”战略，这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抗战有效地结合起来。由此，2月24日毛泽东、彭德怀正式发布《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训令》，指出：红军胜利地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
红军进入山西后，发展顺利。连续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战斗胜利，给阎锡山晋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完成发展根据地的任务，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南北展开。以红一军团为主的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南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以方面军直属队及红十五军团一部为中路军，担任钳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从而形成了中路牵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头北上南下发展的进攻态势。
在红军分兵三路进军期间，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了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依据红军东征以来自己随军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战略。他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要求“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 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依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彭德怀为红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具体要求红一军团分5步“打网式”发展，最后占领正太铁路，然后依情况决定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的联系。
东征红军的节节胜利，使阎锡山非常恐惧，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求援。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正想通过插手山西的事情，削弱阎锡山的力量。于是，蒋介石在4月间派陈诚统一指挥关麟征、商震10 个师进入山西，帮助阎锡山的晋绥军合力“围剿”红军，给红军造成巨大的军事困难。与此同时，在陕甘地区，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向陕北进攻，封锁黄河防线，企图将红军阻滞于山西一举歼灭。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如果我军继续坚持东进，势必扩大战争规模，很可能导致大的内战，同时也在蒋阎军的联合攻击下，孤军作战很难获取进展。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高兴的只会是日本侵略者。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想将很难实现。
这个时候，中共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效果，东北军和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敌对行动。与此同时陕甘地区出现了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进行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亡等协定，并和西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建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协定，双方决定同时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尽管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但他们实际上已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这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发展很有利。如此，这个时候，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基于上述情形，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的扩大，便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果断决定变更原来的作战部署，决定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东征红军部队的果敢回师，体现了毛泽东对“经营山西”战略的顺时达变、灵活机变的韬晦把握。战争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形势和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指挥战争的统帅必须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以适应新的情形，以追求己方战略目标的最大化。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发布了《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还致电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并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就这样，从5月2日开始，红军陆续返回陕北。5月5日，红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红军能及时回师西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政治上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军事上执行了扩大苏区的任务。我军回师之后便于5月19日出师西征，执行扩大陕北苏区的任务。在西征的两个多月战斗中，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师会师创造了条件。如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果断作出东征红军回师的决定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红军继续留在山西作战，一是很可能受到军事力量的损失；二是将会使红军陷入大规模内战的漩涡，不利于抗日统战需要；三是将使红军不能抓住机会，及时开辟陕北新区。当“经营山西”战略目标一时难以实现时，能在陕北根据地部分实现巩固扩大目标的情况下，回师陕北，就为战略层面的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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