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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關於群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發生了三次大的轉變。首先，通過俄國十月革命，青年毛澤東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其次，通過領導湖南農民運動和井岡山武裝割據，他開始將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再次，到蘇區建設時，毛澤東提出了以群眾運動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發點。（譚獻民：《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關於群眾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重從實際出發制定策略。秋收起義中，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走自己道路的主張。他認為既然國共合作已不存在，中共就沒有必要樹立國民黨的旗幟，為了更好地領導革命獲得民眾的支持，必須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和在革命基礎好的地方進行局部暴動，不能冒險做無謂的犧牲。（蔣伯英：《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關於秋收起義若干重大問題的分歧與爭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 年第3 期。）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根據主客觀形勢，再次改變了革命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在紅軍自身建設方面，實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而在革命道路上，由“工農武裝割據”轉向“農村包圍城市”。（蔣伯英：《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三個重大理論問題的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石仲泉認為，1932年毛澤東親臨指揮的漳州戰役，對周恩來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攻打贛州受挫與攻取漳州勝利，使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更加敬佩。從某種意義上說，漳州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影響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系。（石仲泉：《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黨的文獻》2012年第4期。）
對於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這個問題，廖心文認為從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前后歷經十年時間，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紅軍的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從組織路線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2年至1945年開展的延安整風學習運動，解決了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為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重要基礎﹔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真正建立起來。（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過程研究——兼談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是怎樣確立的》，《黨的文獻》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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