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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經濟工作，毛澤東還提出過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構想，包括擴大民主生活、改革黨內領導制度等。（劉建武：《毛澤東的探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孕育》，《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比如，他改革了中央領導機構，增設黨的副主席、總書記職位，設想建立“科學中央”和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醞釀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盡管這些探索並未很好地堅持下去，但其努力的方向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先導。（王欽雙：《八大前后毛澤東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制的若干思考與實踐》，《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毛澤東一直重視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強調黨委負責制，要求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相結合，發揮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作用，但是，他本人執行得並不好。（謝撼瀾：《毛澤東關於集體領導的思想探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比如，他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上與劉少奇等人發生分歧時，仍然一意孤行。（沈志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這說明，毛澤東本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存在著理論和實踐上的反差問題。蔣積偉認為，如果毛澤東能夠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偉大的探索路徑走下去，必然會結出豐碩的成果。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理論在后來的實踐中被放棄，走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道路，在探索中犯了嚴重錯誤，造成嚴重后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澤東“繼續過渡”的訴求使其在社會主要矛盾等問題上的認識發生動搖，是一個重要因素。（蔣積偉：《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實踐反差原因新探》，《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
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費虹寰通過考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等思想，發現其本質是在確立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指導地位的目標下，以規范革命文藝發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小資產階級屬性，使其徹底“無產階級化”，造就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中國革命的“文化領導權”，並以其為中介，宣傳、教育和組織人民，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造就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政治基礎。（費虹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
抗戰時期，毛澤東曾一度提出文字改革的方案，並對中國共產黨人倡導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給予了支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對文字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推動了文字改革的順利進行。（王愛雲：《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字改革》，《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受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影響，中醫藥曾一度受輕視和排斥，但是，毛澤東發現這一問題后進行了糾正，他高度評價中醫藥的現實價值，認為中醫藥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提出要中西醫結合，開展西醫學習中醫運動，並要求整理中醫典籍。（李洪河：《毛澤東關於發展中醫藥的思想和實踐》，《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在文化發展方面，更主要的是，毛澤東用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一方面，根據變化了的社會條件結合對蘇聯哲學的反思，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通”和“應用”問題﹔另一方面，他對民族化的問題進行了理論說明，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此外，在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就辯証統一規律、真理發展規律等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命題。（袁輝初、彭輝艷：《毛澤東五六十年代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針對有人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謠言，中央檔案館曾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保管工作的齊得平撰文介紹了他受命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參加《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情況，用歷史事實批駁了以上謠言。（齊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檔案和手稿情況——兼駁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黨的文獻》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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