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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心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社會的過程中，毛澤東並沒有對各地採取千篇一律的方式。比如，對西藏，毛澤東就採取了不同的方式。1949年，在解放了全國大部分領土以后，盡管毛澤東適時地將西藏問題的解決提上日程，但是他並沒有沿用“軍事解決”的慣性思維，而是從西藏問題的特殊性出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這一方針是從西藏實際出發，立足全局，著眼於歷史的長遠發展，充分考量國內外各種政治因素，因時、因地、因勢而做出的，其復雜過程蘊含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和軍事韜略。（杜玉芳：《不戰而進：和平解放西藏決策的出台》，《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1期。）后來，在決策西藏民主改革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樣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步驟和政策，提出了“贖買”、“六年不改”、“穩定發展”的方針。（宋月紅：《毛澤東關於西藏民主改革的認識與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採取了更為靈活的策略。大致說來，1949年至1955年, 毛澤東、周恩來考慮以戰爭方式解放台灣﹔1956年至1976 年, 毛澤東、周恩來更多地考慮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 其中從1958 年開始, 加強了防止台灣分裂工作，為此在國際上始終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熊華源、單勁鬆：《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2009年第6期。）
新中國成立后，“不熟習的東西”迅速擺在中共的面前。（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頁。）其中，如何從國家的立場上，與外國發生關系，成了毛澤東和中共不得不思考和解決的問題。譬如，在處理與美國、蘇聯的關系上，早在抗戰勝利時，中共原本希望得到美國的援助，但美國對國民黨的熱衷和對中共的冷淡，與斯大林對中共的支持形成鮮明對比（沈志華：《求之不易的會面：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試探與溝通》，《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這最終使得毛澤東決心同蘇聯建立政治聯盟，推行“一邊倒”的中國外交戰略。（沈志華：《從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毛澤東曾一度拒絕出兵朝鮮，而后來根據形勢的發展才改變初衷。（沈志華：《俄國檔案解密毛澤東曾拒絕派出志願軍援助朝鮮》，《蘭台世界》2009年第2期。）從20世紀50年代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同外國領導人的談話和所作的外交報告來看，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包圍和封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進行了種種努力，比如與印度建交、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往來並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確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等。這些做法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廖心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等打破西方封鎖、包圍的決策歷程》，《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
為了更好地鞏固中蘇聯盟，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經毛澤東的提議中蘇發表了共同宣言，推動中蘇同盟關系達到了頂峰。（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歷史教學》2008年第6期。）隨著此后國際環境的變化，中蘇關系出現裂縫並由結盟走向惡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層及時調整了外交策略，同蘇聯進行了控制與反控制、包圍與反包圍的斗爭，提出了“三個世界”、“一條戰線”等新的國際戰略思想。從爭取亞非國家到“聯美抗蘇”，再到鞏固與美日關系、發展與東盟關系，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廖心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等打破蘇聯包圍的戰略思想與決策歷程》，《黨的文獻》2010年第6期。）中蘇聯盟的最終破裂是一種必然。在這一同盟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斯大林並未彼此完全信任，而是在不斷相互退讓，之所以這樣，並不是雙方出於意識形態的要求，更多的是時局的無奈選擇。（沈志華：《無奈的選擇: 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 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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