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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有一種議論認為，毛澤東重視發展實力輕視抗日。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並非如此。比如，頗受爭議的平型關戰役，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批准、同意打的，認為此戰役違背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思想，是沒有根據的。（黃允升：《毛澤東批准打平型關戰役》，《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再如，毛澤東一直重視東北抗日聯軍的斗爭。他多次對東北抗聯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評價抗聯領導人，不斷總結東北抗聯的斗爭經驗，並在與東北抗聯失去聯系時做了妥善部署。而東北抗聯及其領導人也在極其困難條件下，盡最大可能學習黨中央的方針和政策，把毛澤東思想同抗日實踐結合起來。（尚金州：《毛澤東與東北抗日聯軍》，《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
毛澤東總是根據變化的形勢調整決策，在后來指揮淮海戰役中，也有充分體現。（於化庭：《毛澤東在指導淮海戰役期間的重大決策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６期。）佔善欽認為，毛澤東對解放戰爭“兩條戰線”的論斷，盡管前后表述有些不同，但概括起來說，這“兩條戰線”就是“解放區和蔣管區的人民運動”。其中，解放區人民運動的標志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蔣管區人民運動的標志是學生運動。毛澤東關於解放戰爭“兩條戰線”的論斷，對指導全黨認清解放戰爭期間的復雜形勢，引導和推動解放戰爭走向勝利有著重要意義。（佔善欽：《毛澤東關於解放戰爭“兩條戰線”問題的論斷解析》，《黨的文獻》2012年第4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頁。）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頭幾年的經濟工作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后來的實踐表明，毛澤東決心要學會的“經濟工作”並不是很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曲折的經濟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從最初“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毛澤東一直在試圖找到合適的發展道路和方案。（劉洪森、田克勤：《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探析》，《黨的文獻》2009年第4期。）“大躍進”時期，對高指標和浮夸風，毛澤東反復強調要“留有余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在這一時期復雜的思緒脈絡。“大躍進”反復直到結束階段，毛澤東把對“留有余地”的思考，進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動權、提高全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水平的戰略高度，體現出他在認識上的更上層樓﹔“大躍進”運動結束后，仍持續不斷地講“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和建設規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王香平：《對毛澤東“大躍進”時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幾點分析》，《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盡管毛澤東在經濟上的抉擇有失誤，但是，毛澤東所做的一切經濟努力，是為了“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他曾強調，幫助群眾發展生產、不斷增加物質利益是黨的根本任務。（張積毅：《“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關於為人民謀利益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黨的文獻》2009年第4期。）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提出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關系、自力更生和對外交流的關系、生產和生活的關系、統一意志和生動活潑的關系等，深刻影響了新中國的歷史進程。（逄先知：《毛澤東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路和構想》，《黨的文獻》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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