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1月15日，劉、鄧首長在重慶西南局機關裡接見了十八軍師以上主要領導干部，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解放西藏的決策、方針和部署。接見時，劉伯承親切地看著眼前這些自己的愛將，語重心長地說：解放西藏完成祖國大陸統一，驅逐帝國主義勢力，鞏固西南邊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黨光榮而艱巨的事業，希望你們勇敢地擔負起來。鄧小平對西藏的歷史與現實、政治與軍事、宗教與神權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他特別強調，西藏是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強。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也有政治問題，但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要軍事政治協同解決。從歷史上看，對西藏多次單靠用兵，都沒有解決問題。而解決者多靠政治。政策問題極為重要，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團結達賴、班禪等上層人士。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同時還必須解決補給問題，解決公路問題。此后不久，鄧小平又將此次談話內容歸納為兩句話，叫做“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
接著，劉鄧首長為進藏部隊題詞，劉伯承的題詞是：“精細研究藏族同胞物質的思想的具體生活情況，切實執行共同綱領，民族政策。”鄧小平的題詞為：“接受與完成黨所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
1950年８月，當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副主席格達活佛以西南局的談判代表，進藏向西藏當局宣講《共同綱領》和共產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主張之時，在昌都被英國特務福特在食物中投毒殺害，后又焚尸滅跡。
噩耗傳來，劉伯承、賀龍、鄧小平等極其悲痛，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聯名在重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在《悼詞》中，劉伯承高度贊揚了格達活佛光輝的一生：“他早在1936年就任博巴政府（西康藏族地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就給長征中的紅軍很大的幫助。1936年7月1日，朱德總司令給他留下了‘紅軍朋友，藏人領袖’的親筆題詞，並將紅軍傷病員交給他照料。他曾在拉薩佛寺多年，獲得格西學位，在僧侶中有相當的影響。他是經中央同意，以西南局和談代表的名義先於解放軍進藏的。他是為和平解放西藏而死的。”
劉伯承親筆寫了挽聯：
具民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殤篇
賀龍、鄧小平寫的挽聯是：
為和平解放西藏，慘遭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毒害而光榮殉國的格達委員永垂不朽！
劉伯承、賀龍、鄧小平高度贊揚格達活佛為和平解放西藏的獻身精神。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字。1951年10月，十八軍和各路進藏部隊進駐拉薩，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劉伯承與鄧小平相互尊重，情同手足的關系是有口皆碑的。1950年2月，西南局召開干部大會。劉鄧賀都講了話。鄧小平在審閱這則新聞時，對劉伯承、賀龍的講話隻作了少許的修改，而對他自己的講話卻一筆勾掉了。然后，把他第一個講話人的名字，勾圈在劉、賀之后，隻留了一句：“鄧小平也講了話。”鄧小平說：“新聞要短些。我們幾個講的都是一個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寫我呢？”
1950年6月，鄧小平主持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正在召開。會議研究到劉伯承、賀龍、鄧小平三位首長的排名問題，劉伯承說：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理所當然該排第一。鄧小平說：伯承同志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應該排第一。說完，他機敏地征求賀龍的意見，賀龍點了點頭，表示贊同。鄧小平果斷地說：好！就這樣決定。接著，他鄭重宣布：今后報紙公布首長排名次序是劉伯承、賀龍、鄧小平、張際春。
曾在第二野戰軍擔任新華社分社社長、新華社前線特派記者的李普說過：“ 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劉鄧不能分離，然而1950年10月，劉伯承調離西南，到北京主持籌建陸軍大學。離別前夕，兩位老戰友依依話別，難舍難分！臨別時，劉伯承拿出自己36年前的一張照片送給鄧小平作紀念。在照片背后，劉伯承還提筆寫下了如下的贈言：
1916年袁世凱稱帝，發生反袁戰爭。我在討袁戰爭中於是年陰歷2月27日在四川豐都城腦頂受傷，右眼殘廢。為此，前一年所照之像，歷經36個年頭始獲之。置之座右，此博一粲。
這是劉鄧之間摯友深情的永久紀念！分手后，鄧小平把劉伯承的珍貴照片珍藏在家中並銘記在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