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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夏，在全軍開展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受到錯誤的批判。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含沙射影地說：“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林彪這樣說完全是別有用心，是不點名地攻擊訓練總監部和軍事學院，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
“反教條主義”運動，是一次夸大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過程中某些失誤的黨內斗爭。它的出現，表明我軍在建軍新階段，對如何借鑒外軍經驗，發生了認識上的偏差。而林彪的談話對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談到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工作時，帶有責備的口氣批評道：“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毛澤東當場指定，鄧小平任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婉拒道：“主席，還是請其他同志擔任組長吧！”毛澤東說：“你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黨政軍都要管，非你莫屬。”話說到這個份上，鄧小平不好推遲。
1958年7月，在上海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到軍委的指示，到北京出席軍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檢討。劉伯承抱病赴京，左眼球紅紅的，呈失眠狀態，眼壓高達73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面治療，一面准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過態度就可以了。”
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裡更是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你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下，劉伯承不能不抱病出席，在會上作檢討。
其實，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鄧小平，在反教條主義過程中，力保劉伯承過關。在軍委擴大會議之前，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主席，你不是說二野能打仗嗎？沒有司令員，哪有我這個政治委員，打仗主要靠司令員。”毛澤東聽后頻頻點頭。鄧小平的這些話，在廬山會議之后的一次會議上也講過。當林彪在會上說二野打仗主要靠鄧時，鄧小平說，不對，我只是政治委員，沒有劉，哪有鄧。寥寥數語，道出了劉鄧幾十年戰友情深的底蘊。
歷史畢竟有著它不可更易的規律。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批判劉伯承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仙逝，鄧小平率全家同老戰友告別時，他在悼詞中，又鄭重地提起那張體現殷殷戰友情的珍貴照片：
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伯承早年從軍，戎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護法戰爭中，他就是“手持青鋒衛共和”的一員猛將。我至今還保留著他贈給我的1915年攝的照片。那時他22歲，風華正茂，雄姿英發。我們前后共事十三年，感情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和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鄧小平這篇感人至深的悼詞，充分表達了劉伯承和鄧小平戎馬一生中結下的誠摯深厚的戰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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