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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棉紗戰爭”與重慶的“大米戰爭”同時進行。成都解放后，投機倒把分子操縱了銀元市場、米糧和棉紗市場，東西都跟著銀元、米糧和棉紗漲價。人民政府雖然命令禁止銀元黑市、抓了一些銀元販子，可是幕后的操縱分子都沒有打擊到。人民幣繼續貶值，米糧價和棉紗價幾乎一天幾個樣，銀元黑市猖獗，搞得人心惶惶。賀龍命令一批軍用卡車開到重慶，把重慶的大批棉紗暗地運到成都，然后在市場上按投機商哄抬起來的高價拋出去,棉紗大王們照例都吃進去了。他們想：你們的老底我們清楚，隻要幾天吃光了，我再拋出去，我愛漲多少就漲多少，他們把一件棉紗的價格從400萬至500萬（舊幣）哄抬到1700至1800萬元。這時，政府在市場上繼續大量拋售，棉紗大王不惜高價吃進，他們的資本都陷進去了。
賀龍指示人民銀行把銀根抽得緊緊的，叫他們借不到憑以投機的人民幣。他們不知道政府從哪裡搞來這麼多棉紗，開始吃不住了，不得不停止吸收。這時，政府才開始降價拋售，1600、1500、1400，一直壓價。他們慌了，不得不跟著往外拋。政府便以較低的價格再買進來，接著繼續壓價，1200、1100、1000，一直壓到700多，600多，看趨勢政府還要壓價拋售。他們怕再降，帶來更大的損失，便驚慌失措地把現存的棉紗，以500萬元左右的低價拋出來。政府全部收買了。這時銀行逼他們還本付息，幾頭擠壓，那些大王不得不宣布破產。政府把他們掌握的棉紗抓了過來，穩定了價格，其他跟著棉紗漲價的東西也漲不上去了。
投機商們嘗到了鄧小平和賀龍的厲害，同時也看到了共產黨平抑物價、安定生活的決心。
1952年7月，鄧小平上調中央工作，出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1952年８月，共青團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寫了一份報告，建議在政務院下設立一個與各部、委平級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建議該委員會的主任，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黨中央同意共青團中央的建議，並決定由政務院常務副總理鄧小平征求賀龍的意見。鄧小平在電話中對賀龍說：“政務院決定組建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團中央和全國體總建議請你當主任。我和總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來當最合適。”賀龍問道：“毛主席的意見呢？”鄧小平說毛主席也贊成。賀龍二話沒說，當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11月15日，政務院第十九次會議通過，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賀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他隨即於11月，辭別戰斗和工作了5年的西南，同夫人薛明攜子女到北京上任，並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國“東亞病夫”帽子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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