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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鄧、賀在西南聯手打了很多漂亮的殲滅戰，如征糧剿匪、和平解放西藏、改造國民黨90萬起義部隊、興修成渝鐵路等等。然而，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在減租退押上。早在進城之初，鄧小平就意識到“西南的真正戰爭是在農村，由反霸、剿匪、減租退押，直到土改的斗爭中”。他強調指出：這一運動是西南反封建斗爭中的“淮海戰役”，千萬不要低估封建勢力反抗，他們將採取各色的非法的（包括武裝的）和合法的形式來同我們斗爭，千萬不要疏忽大意，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減租退押必須和清匪反霸緊密結合，隻有取得清匪反霸勝利，減租退押才能順利進行，隻有減租退押的徹底完成，才能改變農村階級力量對比，鞏固農村陣地。
1950年7月27日，西南軍政委員會首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今冬明春在農村開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農民聞訊，奔走相告，“今年減租，明年分田，要翻身了”。
正如鄧小平所料，減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階級的嚴重抗拒。從原國民黨舊軍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到農村的中小地主，大都反對共產黨的這個政策，因為這直接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在西南軍政委員會上，其代表人物強調西南地區民窮財竭，地主實際不富，租押一時難以減退﹔有的聲稱會引起諸多糾紛，不要自找麻煩﹔有的說押金已按年扣租，不該退還﹔有的借口土改將行，何必多此一舉。更有的甚至重彈地主養活農民的老調。一時間議論紛起，人心不定。針對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錯誤言論，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斬釘截鐵地說:“減租減息作為土地改革的准備條件，這是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了的，西南人民必須為此而努力奮斗。……減租本身就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如果不充分發動農民群眾，如果不保障農民的佃權，其結果必然是明減暗不減，或先加后減等現象的普遍發生。同時惡霸地主和特務分子必然千方百計地造謠破壞，制造混亂，乃至組織所謂‘游擊戰爭’，以達到破壞減租的目的。”劉伯承大義凜然的態度，震撼了某些上層人物反對減租退押的囂張氣焰，博得了軍政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熱烈贊同。
劉伯承還親自說服弟弟劉叔禹在開縣帶頭減租退押，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鄧小平與劉伯承密切配合，在7月31日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說道：“談到退押退不退得起的問題，許多具體材料証明是退得起的。西南的銀元估計在一萬萬以上，工商界手上沒有什麼，農民手上有也只是一兩塊，都是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在今天拿出一部分銀元來退押，問題就解決了。……當農民組織起來，覺悟起來，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為一個自為的階級的時候，如果地主再採取抵抗的方法，恐怕要吃點苦頭的。”
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更是直截了當指出：“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是西南斗爭中的‘淮海戰役’，也是全軍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務與戰略任務。”這是說給封建勢力及其代表人物聽的，言外之意，如果破壞、造謠和聚眾抵抗，人民解放軍是毫不手軟的。
劉伯承、賀龍、鄧小平三位主持西南的首長，思想認識上的高度一致，工作上的密切配合，感情上的十分信賴，齊心協力，共同領導和組織向西南封建勢力的總進攻。
西南的“淮海戰役”，從1950年7月以后作准備工作，10月開始試點，11月全面展開，到1951年4月中旬為止，已在208個縣，7個市郊，6600余萬人口，即佔全西南人口83%的地區宣告勝利結束。全西南從減租退押和懲治不法地主中得到果實折合大米77億斤。僅退押一項，四川農民就從地主手中收回押金折大米150萬噸，每戶農民平均159公斤。農民收回這些東西是完全合理的、應該的，這對於發展生產、繁榮國家的經濟是極有益的。得到了實際利益的翻身農民興奮地說：“幾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利益。”“這才真是太陽從東方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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